学堂正屋内，三十多个孩子分坐在粗糙的木案后，年龄从六七岁到十二三岁不等。约有一半是汉人子弟，多是戍卒或内地迁来屯垦人家的孩子，衣着虽旧但整齐，坐得笔直，眼神里带着惯常的拘谨和对新学堂的好奇。另一半则是鲜卑孩童，穿着皮裘或粗麻衣衫，头发或被编成小辫，或随意披散，脸上大多带着高原红和风沙痕迹，他们坐姿各异，有的好奇地东张西望，有的则略显局促不安，小手不自觉地在案下搓着衣角。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站在前方一块简陋木板前的先生身上。
先生姓陈，名文举，约莫四十岁年纪，面容清瘦，一袭洗得发白的青衫，头戴方巾，是个屡试不第、被郡守征辟来此的落魄秀才。他清了清嗓子，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和：“诸位蒙童，今日起，尔等便同窗共学于此。我姓陈，是你们的先生。我们在此，首要之事，是识字、明数、知礼。”他的官话带着河南口音，有些鲜卑孩子听得茫然。陈先生顿了顿，从案上拿起一本翻得边角起毛的《千字文》，又拿起几根用于计数的算筹。“自今日始，上午习字，下午学算。无论汉家儿郎，还是鲜卑子弟，在这塾中，皆是同学，当互助友爱。”他目光扫过那些鲜卑孩童，特意放慢了语速。
开蒙第一课，便是《千字文》的首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陈先生先将这八个字用炭笔大大地写在木板上，然后一字一字地领读。汉人孩童大多在家中学过一些，跟读得整齐。鲜卑孩童则显得吃力，发音古怪，有的将“玄”读成了“旋”，将“荒”念成了“晃”。一个叫拓跋野的十岁男孩，最为顽皮，读了两遍便不耐烦，用鲜卑语对旁边同伴嘀咕：“学这些弯弯曲曲的虫子做什么，不如去骑马射兔子！”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堂内颇为清晰。几个汉童转过头看他，眼神里有些不满。陈先生听到了，却没有立刻斥责。他走到拓跋野案前，温和地问：“你叫拓跋野？名字很好，有原野之气。你可知，学会了这些字，将来你若贩卖牛羊皮毛，便能看懂契书，计算银钱，不致受人蒙骗？你若从军立功，也能看懂军令文书，知晓更广阔的世界？”他用尽量简单的词汇，夹杂着一些手势。拓跋野眨了眨眼，似懂非懂，但脸上的抵触稍减。陈先生又回到木板前，这次，他在“天”、“地”二字旁边，用炭笔飞快地勾勒出天空与大地的简图，在“马”、“羊”二字（稍后会学到）旁画出马和羊的轮廓。形象化的辅助，让许多鲜卑孩子的眼睛亮了起来。
下午的算学课，对鲜卑孩子而言似乎轻松一些。陈先生不用算盘（许多牧人家中并无此物），主要用算筹和实物教学。他拿来一小袋豆子，让孩童们分组，学习十以内的加减。“你有三只羊，又买了两只，一共几只？”“你有八块奶饼，吃了三块，还剩几块？”他将问题与游牧生活常见的事物结合。鲜卑孩子在这方面的反应往往比汉童更快，尤其是涉及分配和增减时。那个叫乌洛兰的鲜卑女孩，在分配豆子模拟分配羊羔时，几乎不假思索便得出了正确数目，让陈先生暗自惊讶。他当即表扬了她，并让汉童拓跋云（一个戍卒之子）将结果用汉字数字写在沙盘上。拓跋云写得歪歪扭扭，乌洛兰在一旁看着，忽然伸手指着一个数字道：“这个‘五’，写得像弓背。”她第一次主动用生硬的汉语表达。陈先生心中一动，鼓励道：“说得像！乌洛兰眼力好。拓跋云，你再写一遍，写端正些。”一种微妙的、跨越语言和族别的协作，在这简陋的学堂里悄然萌发。
然而，困难远多于顺利。许多鲜卑孩子对长时间静坐极其不适应，握笔的姿势更是千奇百怪，写出的笔画如同蚯蚓爬行。语言是最大的障碍，复杂的文句和理解，往往需要陈先生反复用汉语、简单的鲜卑语词汇（他正在紧急学习）、以及大量的图画和动作来解释，进度缓慢。汉童家长偶尔来接孩子，看到课堂里“胡儿”占了一半，有时会私下皱眉，担心影响自家孩子进学。鲜卑孩童的家长，态度则更为复杂。放学时分，几个鲜卑牧人骑马等在塾外，看着自家孩子跑出来，有的会沉声用鲜卑语问：“今日学了什么？”孩子兴奋地比划着，夹杂着几个刚学的汉语词：“天！地！豆子！”牧人们听着，脸上表情晦暗不明，有人微微点头，有人则望向那“蕃汉义塾”的牌子，眼神深邃。
陈先生每日课后都疲惫不堪，但夜里仍要在油灯下备课。他仔细记录每个孩子的特点和进度，思考如何将《千字文》的内容与边疆生活建立联系，如何让算学更贴近实际应用。郡守派人送来了一些额外的补贴和笔墨，并转达了朝廷的期望：不急于求成，重在开启蒙昧，传播声教，使孩童“渐染华风，互通语言”。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