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障热气球的制造效率，日军在本州东北部的青森、岩手、宫城等县设立了12个秘密制造基地，每个基地由数十名民间工匠和少量日军士兵组成，实行流水线作业：有的工坊负责制作桑皮纸气囊，有的负责编织竹制骨架和吊篮，有的负责组装调节装置和填充氢气。由于材料易得、工艺简单，每个基地每天能制造10-15个热气球，到1943年10月，日军已累计制造出超过1000个热气球，足够支撑首轮计划的执行。
这些热气球看似粗粝，却成为了日军伸向美国本土的“利刃”，虽然它们没有先进的导航系统，没有坚固的防护，甚至连基本的抗风能力都有限，但在北太平洋的西风急流中，它们成为了最隐蔽的袭扰武器——体积小、颜色与天空接近，美军的雷达和侦察机难以发现，即便发现，也因飞行高度高、目标小，难以实施有效拦截。
气球计划的核心，除了热气球，便是那些被日军洗脑的死士。日军明确规定，每个热气球搭载一名死士，且死士无任何返程可能，任务只有一个：抵达美国，纵火森林，以身殉国。为了招募到足够的死士，日军在军队和国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招募活动，凭借着军国主义的疯狂洗脑，将一批批年轻的日本人变成了偏执的“玉碎狂徒”。
日军的死士选拔分为两个渠道：一是在日军现役士兵中招募，主要面向在战场失利中产生“赎罪心理”的士兵，以及信奉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二是在日本国内的青年学生、工人中招募，主打“为天蝗尽忠”“保卫本土”“袭扰美夷”的宣传，利用日本民众的民族情绪进行洗脑。选拔标准看似简单，实则严苛：年龄在20-30岁之间，身体健壮，能忍受长时间的孤独、饥饿和海上的恶劣环境；视力良好，能看懂气压计、指南针等简易仪器；最重要的是，必须对天皇绝对忠诚，甘愿为“大日本帝国”以身殉国。
日军在招募宣传中，将死士塑造成“民族英雄”，宣称“乘坐气球前往美夷本土，纵火焚其山林，是蝗军勇士的最高荣耀”，还承诺会为死士的家人提供丰厚的抚恤金，将死士的名字刻入靖国厕。在军国主义的长期洗脑下，日本国内不少年轻人被这种虚假的“荣耀”冲昏了头脑，纷纷报名参加，甚至有不少学生放弃学业，主动请缨成为死士。据日军档案记载，短短一个月，报名的人数就超过了5000人，日军从中筛选出1000人，组成了“富士特别突击队”，成为气球计划的首批死士。
入选的死士被送往本州东北部的秘密训练基地，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封闭式训练，训练内容围绕着热气球飘行和纵火任务展开，简单却残酷，没有任何容错空间。
训练的第一部分是热气球操作训练，死士们学习如何拉动放气绳调节高度、如何解开沙袋升高、如何读取气压计和指南针的数值，如何根据航线图判断自己的位置；由于热气球数量有限，日军采用模拟训练的方式，用竹制框架搭建简易吊篮，让死士们反复练习操作动作，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训练的第二部分是海上生存训练，死士们被关在狭小的竹制吊篮中，模拟太平洋上的飘行环境，每天只提供少量的水和食物，锻炼他们的忍耐力；同时，训练他们如何在颠簸的吊篮中保持平衡，如何应对海上的风雨、低温等突发情况。
训练的第三部分是纵火技巧训练，死士们学习如何快速打开汽油桶、如何将汽油均匀撒在森林的树木和枯草上、如何选择纵火地点，确保点火后火势能快速蔓延；日军要求，死士必须在热气球着陆前完成撒油和点火，避免因热气球坠毁导致任务失败。
除了技能训练，日军还对死士进行持续的军国主义洗脑，每天早晚进行“拜天皇”仪式，让死士们背诵《军人敕谕》，向天蝗的画像宣誓“誓死完成任务，绝不苟活”；日军的宣传官每天向死士们灌输“美夷是日本的仇敌”“烧毁美夷的森林，就是为天蝗尽忠”的思想，将死士们的个人意愿彻底抹杀，让他们变成只懂执行命令的杀人工具。更残酷的是，日军在训练中明确告知死士：“任务完成后，你们的使命就结束了，要么自裁殉国，要么与大火同归于尽，绝不能被美军俘虏，否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
在这样的训练和洗脑中，这批死士彻底失去了自我，眼中只剩下对天蝗的“忠诚”和对美国的仇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日本青年，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原本应该拥有正常的人生，却在军国主义的裹挟下，变成了奔赴死亡的狂徒，成为了日本气球计划的牺牲品。训练结束后，死士们被分配到各个气球制造基地，等待着出发的命令，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恐惧，只有麻木的狂热，仿佛自己不是奔赴死亡，而是奔赴一场“荣耀的盛宴”。
1943年11月1日，日本气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