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基本生活保障。头三个月，按新进人员标准配给基本口粮、衣物和必要生活用具，从他们未来的工分中抵扣。同时，立即根据他们自报的技能和身体状况，分配活计。识字的、有手艺的，优先考虑工坊学徒或辅助岗位；有耕作经验的，补充进农业队；身体强健但无特殊技能的，安排基建、搬运、码头装卸等任务。总之，尽快让他们有事做，有产出，融入生产的循环。”
管事们埋头记录，有人小心地问：“老爷，若是拖家带口，孩子年幼或家人生病暂时无法劳作的……”
“按家庭为单位计算基本保障线，老弱酌情减免劳动要求，但需在能力范围内参与一些轻微集体劳动，如清洁、编织等。孩子，一律送入学堂‘新进班’，首要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学会听、说基本汉语，认得至少一百个汉字。”杨亮顿了顿，语气加重，“这是我们接纳他们的底线要求，也是他们成为‘盛京人’的第一步。”
他环视众人，目光锐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们这些管事，还有各工坊、各队的大小头目，必须给下面的人把规矩讲清楚，也管好自己！对所有新来的人，一视同仁！不准分什么先来后到摆老资格，不准背后议论‘他是施瓦本人’、‘她是伦巴第来的’，更不准有任何形式的歧视、排挤或欺生！我们的目标，是把所有愿意遵守规矩、学习我们语言文化、踏实干活的人，都熔炼成‘盛京人’！谁在这件事上阳奉阴违、挑拨是非，让我知道了，严惩不贷！”
他很少用如此严厉的语气谈论内部管理，几位管事不由得挺直了背脊，神色凛然。
“记住，”杨亮放缓了语速，但每个字依然清晰有力，“盛京能在这乱世中立足，靠的不是血统，不是出身，而是共同的规矩、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对这片土地的共同认同。不管他们之前是农夫、匠人、还是破落小贵族，到了这里，就要说汉语，过我们的节庆，守我们的规矩。心里还念念不忘外面那一套、抵触抗拒的，要么自己离开，我们不强留；已经是庄客却还蓄意破坏这条规矩的，那就是内患，处罚只会更重！”
“是！老爷，我们明白！”管事们齐声应道。
众人退下后，书房恢复了寂静。杨亮重新走到窗边，暮色四合，外城新区方向亮起了稀疏的灯火，那是新启用的临时安置区。他能想象那里的忙乱、期待和不安。两千人的基本盘，经过多年经营，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固的文化内核和组织框架，就像一座正在运转的高炉。现在，要将这些新的、带着不同印记的“矿石”投入其中，熔炼成质地均匀的“合金”。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会有摩擦，会有阵痛，但他必须确保炉温足够高，熔剂（规矩与教育）足够有效，将杂质剔除，保留并强化有用的成分。
两千人，还是太少了。但三千、四千呢？如果每年都能以这种可控的、筛选后的方式增加一两百人口，同时确保同化的质量，那么十年、二十年后，或许就能看到一个质的变化。一个拥有五千甚至上万核心人口，通用汉语汉字，初步具备分工体系，科技火种得以保全并有能力进行有限探索的真正文明据点。
窗外的灯光在黑暗中连成一片，与更远处集市和码头的光芒遥相呼应。这片白色的山谷，在越来越汹涌的时代暗流中，像一座孤岛，又像一个悄然生长的胚胎。它吸收着外界的养分（物资与经过筛选的人口），排除着毒素（战乱与混乱），固执地沿着自己设定的轨迹成长。杨亮知道，这条路依然漫长而危险，但至少，在人口这个最根本的瓶颈上，他看到了一丝并非来自盲目扩张，而是源于精确筛选与主动融合的破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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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阳光透过藏书楼高窗的玻璃，在蒙尘的书架和光洁的石板地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斑。杨亮没有像往常那样埋首于某本技术手册或管理纪要，而是站在一扇朝南的窗前，目光有些飘忽地投向下方外城新区那片渐渐热闹起来的街巷。那里，新建的简屋间，能看到新迁入家庭笨拙而急切地整理着他们微薄的家当，也能看到一些下了工的老庄客，并不急着回家，反而三三两两聚在街角、井边，或某个敞着门的简屋前，与那些新面孔低声交谈着。
这景象，近来他已观察过多次。起初，他以为这只是好奇，对新邻居的例行探问。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有些对话会随风隐约飘上这石楼），他才渐渐品出些不同的意味来。这交谈，不仅仅是好奇，更像是一种确认，一种测量。
他回想起自己早年的担忧。庄园给予庄客的——稳定的食物、整洁的住房、基础的医疗、子女受教育的机会、相对公平的报酬和上升渠道——在这个时代，无疑是极为优厚的，甚至是梦幻般的。但人的欲望，如同藤蔓，总会沿着供给的竹竿向上攀爬。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