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亮站在石楼顶层的露台上，手里拿着厚厚一摞这半个月的集市管理报告和人口变动记录。春寒料峭的风吹动他全白的发髻和宽大的衣袖，他却恍若未觉，目光越过白色城墙的垛口，投向码头方向川流不息的帆影。那些帆影带来的，不仅仅是矿石、羊毛、粮食，还有越来越多的、依附于商船而来的、沉默而疲惫的身影。
报告上的数字清晰而微妙：开春至今，通过正式贸易渠道登记进入盛京的新增人口（指意图长期居留而非短暂贸易者）已达八十七人，分属十九户家庭。这个速度，比去年同一时期快了近一倍。报告附件里还有赫尔曼等管事的简要备注：“多来自莱茵河中游及施瓦本地区，皆因当地领主冲突、税赋加重或战火波及家园而逃亡。”“多有一技之长，或为木匠、皮匠，或为有一定耕作经验的农人，偶有识得几个字的。”“皆由相熟商人引荐担保，审查未见可疑，已按规安置。”
杨亮放下报告，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冰冷的石栏。人口，这个困扰了他二十多年、关乎文明火种能否存续的根本问题，似乎在外界日益恶化的局势下，意外地出现了一个可控的、甚至堪称“优质”的补充渠道。
他之前的担忧并非多余。随着查理曼大帝晚年权威的持续松动，以及继位问题的阴影日益浓重，帝国广袤疆域内的离心力正在加速显现。公爵与伯爵们或为自保，或为扩张，摩擦与冲突日渐频繁。萨克森边区的战火从未真正停歇，意大利半岛的纷争此起彼伏，如今连帝国内部相对富庶的莱茵兰和施瓦本地区，也开始被领主间的私战和随之而来的横征暴敛所波及。乱世之中，最先承受苦难和被迫流动的，永远是那些看似数量庞大、实则最为脆弱的普通自由民、手工业者和佃农。
他原本最担心的是，盛京的名声随着贸易网络扩散出去后，会像磁石一样吸引来大规模的、绝望的流民潮。以庄园目前两千余核心人口、加上集市流动人口不过三千上下的规模，以及有限的粮食储备和土地承载力，骤然涌入成百上千张嗷嗷待哺的嘴，将是无法承受的负担，甚至可能冲垮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秩序。历史上，多少富庶之地毁于流民，教训惨痛。
然而，现实的发展有些出乎他的预料，细想却又在情理之中。地理的隔绝，此刻成了最好的缓冲。盛京深藏于阿尔卑斯山北麓河谷，陆路崎岖难行，遍布着大小领主的关卡和日益危险的匪患；主要通路阿勒河-莱茵河水道虽然相对通畅，但长途航运本身就有门槛，并非拖家带口、身无长物的赤贫流民所能轻易利用。
能够搭上往来商船，支付一定代价（无论是最后一点财物、某种手艺的承诺，或是纯粹靠苦苦哀求打动商人），辗转来到这里的，往往已经是流亡人群中相对“有能力”的那一部分——他们或许还有一点积蓄或可抵押的技能，或许拥有一些辗转求生的社会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有尝试改变命运、寻找新出路的意愿和行动力。
这恰恰符合杨亮对移民的隐秘要求。他需要增加人口，但绝不是漫无目的地收留。他需要的是能够较快适应盛京规则、能够补充劳动力缺口、并且有潜力被同化进“自己人”行列的个体和家庭。这些通过商业网络筛选后“输送”来的移民，就像经过一道天然筛网，去除了最不稳定、最难以融合的极端部分，留下的多数是能够进行建设性对话和改造的“材料”。
“因祸得福吗？”杨亮低声自语，嘴角扯起一丝复杂的弧度。这“福”建立在外面无数人的“祸”之上，让他心情沉重，但作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和规划者，他必须冷静甚至冷酷地利用这一点。
现实的需求也迫在眉睫。过去几年贸易的爆发式增长，尤其是对外武器、工具和高质量消费品订单的激增，使得工坊区持续扩张，对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需求如饥似渴。杨保禄已经多次抱怨，为了满足工坊人力，不得不从农业队和畜牧队抽调骨干，导致春耕秋收压力巨大，牲畜照料的人手也捉襟见肘。生产力的瓶颈，很大程度上卡在了人力上。
这两千多人的核心盘，既要维持基础农业和畜牧自给，又要支撑工坊生产、商贸管理、防卫训练、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早已是左支右绌。这些新移民的到来，正好可以填补最基层的劳动力缺口，将更多“老庄客”解放出来，去从事需要更多技能和经验的工作，或者进入管理、技术研发等更高层次的领域。
思路清晰，行动便有章法。杨亮转身回到书房，召来了负责户籍安置和内部事务的几名主要管事。
“新来的人，安置原则不变。”杨亮的声音平稳，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第一，审查不可松懈。来历、担保人、随身物品、健康状况，必须按章程逐一核对记录。有疑点的，集中观察期延长，宁严勿纵。”
“第二，住处。外城新区那些预留的简屋可以启用，按户分配，但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