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庄园的发展有其客观的瓶颈。技术的突破需要时间沉淀和人才积累，资源的获取受制于地理和贸易环境，人口的规模限制了分工的细化程度。他无法，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无限度地提升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一旦发展的速度放缓，甚至长时间维持在一个平台期，那些已经被抬高的期望落空，会不会转化为不满、抱怨乃至内部的裂痕？会不会有人开始觉得，杨家庄园不过如此，上限已到？会不会出现攀比，抱怨为什么张三的房子比李四的大，为什么王五的儿子能进精工坊而赵六的女儿只能去纺织？
这种因“相对剥夺感”可能引发的内部问题，其破坏力有时不亚于外部的武力威胁。他曾苦思如何疏导、化解。加强思想教育，强调集体和奉献？这在初期或许有效，但长期来看，若无实质的、持续的改善作为基础，容易流于空谈，甚至引发逆反。创造更多“仪式”或“荣誉”来转移注意力？这也需要精心设计，且效果存疑。
然而，近来这些自发形成的老庄客与新来者之间的交谈，却让他看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或许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这不是他刻意设计的政策，而是社会互动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但其效果，却比他预想的任何管理手段都来得直接、深刻。
那些远道而来的新庄客，他们本身就是一部部行走的、关于外部世界残酷现实的活教材。他们带来的信息，与码头商人描述的宏观局势、贵族恩怨不同。商人的视角是俯视的、交易的、利益计算的，距离普通庄客的生活太远。
而新庄客们的诉说，是平视的、切身的、充满细节和血泪的：斯瓦比亚某个村庄因为拒绝缴纳领主突然加征的“战争捐”，青壮年被强行拉走，剩下的老弱妇孺如何熬过寒冬；莱茵兰一个手艺不错的皮匠，作坊如何被过路的溃兵洗劫一空，多年积蓄化为乌有，不得不带着家人仓皇东逃；施瓦本山区一家自由农，世代耕种的小块土地如何被邻近的修道院以“债务”和“文件缺失”为由强行兼并，全家沦落为近乎农奴的依附者……这些故事里，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只有具体的饥饿、寒冷、恐惧、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对强权的彻底无力。
这些故事，通过街谈巷议、工坊休息时的闲聊、食堂排队时的只言片语，如同无数条滑润细流，悄无声息地渗入老庄客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之中。杨亮注意到，当老庄客们——无论是世代在此的“老户”，还是早几年迁来的“中生代”——听到这些遭遇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往往是复杂的：起初是惊讶与同情，随后会不自觉地陷入短暂的沉默，眼神会瞟向自己身上干净结实的工装，脚下的皮靴，或者下意识地摸摸腰间装着当日工钱的小布袋。当他们重新开口时，语气往往会发生变化，不再是最初那种略带优越感的探问，而是多了几分感慨，甚至是一种后知后觉的庆幸。
“唉，真是造孽……”“没想到外面已经乱成这样了……”“你们能过来，真是运气。”“是啊，咱们这儿，别的不好说，至少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孩子有书念，病了有人管……”
这些对话，杨亮在巡视时，在食堂用饭时，甚至在自家石楼下经过时，都曾无意中听到过片段。它们并非组织学习的结果，而是完全自发的民间舆论。正是这种自发性，使其说服力远超任何自上而下的宣传。
他意识到，自己之前担心的“相对剥夺感”，其参照系一直局限在庄园内部。张三和李四比，王五和赵六比。这种内部横向比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很容易滋生不满。但现在，新庄客们源源不断地带来外部世界的信息，无形中为所有庄客建立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参照系——一个名为“外部中世纪常态”的、充满苦难、不确定性和普遍匮乏的黑暗深渊。
当然，在这没有张三李四，有的是汉斯卡尔，但道理是一样的。
当一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深渊相比，而不是与隔壁稍大一点的院子相比时，他对“幸福”和“满足”的感知，会立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本可能因为房子不够大、食物不够精细而产生的小小怨气，在听说外面有人因战乱失去一切、冻饿而死后，顿时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有些可耻。原本可能对工坊分工、晋升速度的些许牢骚，在对比外面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稳定工作、随时可能被征发或劫掠的境遇后，会迅速转化为对现有岗位的珍惜。
幸福，果然是对比出来的。杨亮心中默念。这不是冷漠，而是人类认知的客观规律。他并非幸灾乐祸，相反，他同情那些外界的苦难者，并尽力提供庇护。但他也必须冷静地承认，这些苦难信息的流入，客观上起到了他最希望看到的效果：它像一盆冰水，时时浇灭内部可能因安逸而滋生的骄躁之火；它像一块无形的界碑，清晰地标出了“盛京之内”与“盛京之外”的天壤之别，让墙内的人不断确认自己所在位置的珍贵。
这甚至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心理循环：老庄客们越是了解到外界的悲惨，就越发珍惜和认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