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的火车走了三天。从浦口渡江，经徐州，过济南，穿天津，一路向北。车窗外是华北平原的秋天——麦子收了，玉米收了，田野里只剩下一排排枯黄的茬子，偶尔有妇人带着孩子在地里拾遗落的穗子。越往北，天气越冷。到赤峰附近时，远处的山已经白了头。
一路上他在反复推演谈判桌上的每一种可能。林久治郎带队的日本谈判代表已经到了；赤峰城里张学良也已经到了——两个人在城门口见面，张学良的手很凉，眼睛里有血丝。卢润东在西安说的话，他想了整整三个晚上。
“少帅——你受委屈了。”何应钦没有称呼“副总司令”，用的是东北军内部的叫法。
张学良没说话。他领何应钦走进指挥部，指着一张地图。东三省的防线标得清清楚楚——赤峰、通辽、兴安岭，形成一道弧线，挡住南下之路。弧线以北是大片空白。那是东北，他的家乡，他爹活着的时候用命换来、死了以后用血祭过的黑土地。
“我在东北活了三十年。我爹死在东北。现在要我下令让东北军全部撤出去——何部长，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
何应钦沉默了很久才回答。他把日本人的条件一五一十地摊开。那份清单他已经烂熟于心：南京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满洲局势由中国东北当局与关东军“协商解决”；辽西战役定性为“不幸的地方冲突”。他知道每一条都是毒药，但如果喝下去能换来三年时间——三年够南京把二十个师的中央军整编出来，把江南的兵工厂全部改建为战时生产线——那么这碗毒药值不值得咽？
张学良听完，没有发怒。
“日本人的谈判代表已经到了，”何应钦补了一句，“带队的是林久治郎，关东军方面来了武藤章大佐。还有一个人——善耆的儿子，肃亲王府的人。日本人让他穿着马褂坐在谈判桌上，就是要让你看见——让你知道东北已经不是你张学良的东北，是满洲国的东北。”
张学良站起来，走到墙边，摘下挂在墙上的手枪，别在腰间。枪是大帅留给他的勃朗宁——1928年皇姑屯那声爆炸后，他从父亲贴身卫士手里接过的唯一遗物。何应钦看见这个动作，心里一紧。他想起出发之前卢润东通过宋子文转来的那句附言：“让少帅带枪来。有些事，需要他的枪来办。”
“什么时候谈？”
“明天。”
翌日，何应钦独自在赤峰城外的河滩上走了很久。十月底的塞外朔风割脸，浊水挟着上游的浮冰向东流去。他在留学日本的时候走过京都的鸭川——那年他二十三岁，穿着士官学校的制服，和同学在桥头留影。土肥原站在他左边，板垣站在他右边。三个年轻人肩并肩，笑得毫无芥蒂。他至今还留着那张照片。
现在板垣征四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辽西战场他有份。土肥原贤二是奉天宪兵队长，昨天还在他面前拍过桌子。而他何应钦将坐在谈判桌上，面对这些老同学的同事，用南京的授权去签一份割地赔款的协议。土肥原会怎么看他？板垣会怎么看他？日本陆军的同学们会怎么看他？他蹲下来，捡起一块石子，用力扔进河里。石子沉下去，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然后他站起身，整了整衣领，朝城中那座废弃的蒙古王爷府走去。
1931年10月31日，赤峰。
谈判在蒙古王府正厅举行。这曾是科尔沁部一位图萨拉格其的旧邸，荒废多年，墙上壁画斑驳脱落，但正厅的九楹开间仍残留着草原贵族的威严。中间摆了一张从当地商会借来的长桌，铺着白布，将整个空间分成两半。中方的椅子排在东侧，日方在西侧。这个方位是日本人坚持的——关东军的参谋们在地图上从东往西看，满洲在东，他们觉得坐在西边是俯视。
日方领队是关东军第一课长武藤章大佐，军装笔挺，下巴上扬。一排尉官依次落座，腰板挺得如同刀鞘。满清王爷坐在最末位——善耆的儿子，瘦高个，穿一件石青团花马褂，袖口绣着五福捧寿。阎锡山坐在靠近中柱的一个单独位置，手边放着一杯没动过的茶，既不属于南京方阵也不属于关东军方阵，而是代表了整编后归入卢润东体系的华北工业系统。何应钦代表南京；冯玉祥代表华北方面。张学良坐在末位，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右手始终放在桌下。
武藤章开始宣读日方提案。每一条都用日文念一遍，再由翻译翻成中文。第一条，南京政府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第二条，满洲局势由中国东北当局与日本关东军协商解决——翻译把“协商”译出时顿了一顿，日文原稿写的是“合议”，但武藤章的口语用的是“裁决”。第三条，辽西战役定性为“不幸的地方冲突”，双方互不追究。第四条，满洲国宣布独立，由满洲人自己统治，日本帝国提供一切必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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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听到第四条的时候，右手的指节动了一下。
武藤章念完全部条款，开始逐条解释。这时满清亲王站了起来。他双手捧着一份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