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一丝血色，眼中那层挥之不去的愁雾，似乎也淡了些许。
一种微妙的、难以言明的情愫，在两人之间悄然滋生。
然而，平静的水面下，暗流从未止息。
李自成在顾云初和顾君恩等人的建议下，迅速推动着新政。
他住进了武英殿，未进后宫。
下旨设“天佑殿大学士”，以牛金星、顾君恩等人充任，总揽文事。
令宋献策制礼，巩焴制定科举新制。
又令刘宗敏、李过等主持“追赃助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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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真正捅了马蜂窝。
“助饷令”一下，所有前明官员，按品级高低，规定必须缴纳相应银两“助饷”，美其名曰“资助新朝，以安天下”。
实则就是敲诈勒索。
刘宗敏正愁有力无处使，得了这差事，立刻雷厉风行起来。
他设立了专门的“比饷镇抚司”。
将大批前明官员，特别是那些素有贪名的勋贵、太监、京官抓捕起来，严刑拷打，追逼银两。
一时间，北京城各大衙门、富户府邸，惨嚎之声日夜不绝。
刘宗敏麾下士卒，借此机会，难免有挟私报复、扩大打击、中饱私囊之举。
北京城刚刚稍定的人心，再次浮动起来，怨气暗生。
田见秀、李过等人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操之过急，手段过于酷烈，容易激变。顾君恩也委婉劝谏。
连病榻上的顾云初，听闻后也焦急不已，让玄素务必转告李自成：
“追赃可，需有度，有据，需明正典刑，而非滥施刑罚。否则，与强盗何异？所得之财，需用于实处，公示于民，方能稍安人心。”
李自成何尝不知其中弊端？
但他也有苦衷。
数十万大军要养活，关中、山西新附之地需要安抚，下一步的战略需要钱粮支撑。
明朝国库早已空虚，这些官员勋贵却富得流油。不用非常手段，短时间内如何聚敛巨额财富？
他默许了刘宗敏，只是嘱咐“勿伤及无辜平民，所得财物需登记造册，及时入库”。
但他低估了刘宗敏的狠厉，也低估了这粗暴政策带来的反噬。
被拷掠的官员中，有一人特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
吴三桂镇守山海关，手握关宁铁骑，是明朝残留的最具实力的军事力量，也是李自成和关外清军都极力想要拉拢或稳住的对象。
入城之初，李自成就下令保护吴襄府邸，并派人持吴襄手书去招降吴三桂。
然而，刘宗敏的“比饷镇抚司”可不管这些。在他们看来，吴襄是前明高官，自然在“助饷”之列。
更何况，有人“举报”，吴襄府中藏有巨资。
刘宗敏正在兴头上，又隐约听说陈圆圆似乎与吴家有些关联，心中莫名涌起一股烦躁和说不清的占有欲，竟亲自带人冲入吴襄府中，将吴襄抓了起来，严刑拷打，逼问“赃银”下落。
吴襄年老体衰，如何经得起酷刑？很快奄奄一息，家产也被抄没大半。
消息传到山海关，吴三桂勃然大怒。
他原本接到父亲手书和闯王的招降信，正在观望权衡。
此刻闻听父亲受辱，家产被抄，又隐约风闻自己爱妾陈圆圆被闯军大将刘宗敏“霸占”。
新仇旧恨，加上对闯军“流寇”本质的深刻不信任，降意顿时化为乌有，怒火中烧。
而就在此时，关外的多尔衮，正密切关注着关内的局势。
崇祯殉国，李自成入京，明朝中枢崩溃，这一切都让他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他生性谨慎，并未立刻挥师入关，而是陈兵山海关外。
一面派人联络吴三桂，许以高官厚禄，劝其归顺；一面刺探北京虚实，等待最佳时机。
当吴三桂因家变而态度逆转的消息传来，当多尔衮的探子将北京城“追赃助饷”、人心惶惶、甚至传闻刘宗敏为红颜冲冠一怒抄了吴家的细节报上时，多尔衮笑了。
他认为，李自成到底是个草寇，立足未稳就开始内讧，逼反吴三桂，正是天赐良机！
他立刻调整策略，给吴三桂送去更诱人的条件——封王，世镇云南，并暗示可助其报仇雪恨。
同时，加紧调动兵马，准备一旦吴三桂开关，便以“助吴三桂复仇、讨伐流寇”为名，大举入关。
山海关，成了风暴眼。
武英殿内，李自成面色阴沉。
他刚刚接到密报，吴三桂斩杀了闯军派去的劝降使者，并传檄四方，宣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誓与闯军不两立。
而关外清军动向也越发明显。
“吴三桂反了。”
李自成将情报掷于案上，声音冰冷，“刘宗敏，你做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