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蔷薇疯长，藤蔓缠住消防梯锈蚀的栏杆，粉白花瓣被风吹得簌簌抖落。雅各·拉蒂莫推开一扇矮小的绿色铁门，门轴发出刺耳的呻吟。里面是条向下倾斜的水泥台阶，尽头亮着一盏昏黄灯泡，灯罩积满蛛网。“老板不让外人走正门见他。”雅各边走边说，“说那是给客人准备的，不是给‘查案子的人’准备的。”西奥多没应声，只跟着往下走。伯尼落在最后，脚步很轻，但每一步都踩得极稳。台阶尽头是扇厚重的橡木门，门上没把手，只有一枚黄铜门铃，铃锤是个小小的骷髅头。雅各·拉蒂莫没按铃，而是用指关节在门上敲了三下，停顿，再两下，再停顿，最后一下。门无声滑开一条缝。门后不是走廊，而是一间狭小的房间。四壁贴着深绿色壁纸，墙上挂满老式电话机，每台都连着不同颜色的线缆，末端消失在地板缝隙里。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橡木长桌，桌面铺着墨绿色绒布，上面放着一台老式留声机、三只空咖啡杯、一本摊开的《费尔顿市电话簿》（1957年版），以及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封口，边缘微微卷曲，露出里面一张泛黄的照片一角。照片上是个穿海军制服的年轻人，站在一艘军舰甲板上，笑容灿烂。他胸前别着一枚银质鹰徽，鹰爪抓着的不是锁链，而是一把断剑。西奥多没碰信封。他径直走到留声机旁，掀开唱盘盖。唱盘上躺着一张黑胶唱片，标签已被刮掉，只剩一圈模糊的褐色胶痕。他用拇指摩挲着那圈痕迹，忽然开口：“1958年7月12号，‘自由之子’在玫瑰街集会，宣称要‘净化街道’。当晚，七具尸体被发现于星光旅馆地下室——全是流莺，脖颈有相同勒痕，指甲缝里都检出同一种紫罗兰香精成分。但尸检报告里没提这个。”雅各·拉蒂莫站在门口，背对着光，脸藏在阴影里：“尸检报告是法医写的，不是我。”“可验尸单是你签字的。”西奥多转过身，目光如刀，“你签的是‘死因明确，无需复检’。”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留声机内部游丝轻微的震颤。伯尼这时踱到电话机墙前，随手拿起一台黑色转盘电话，听筒凑近耳边。他没拨号，只是听着，眉头渐渐蹙起。“有杂音。”他说，“电流声太干净了。这种老式线路，不该一点底噪都没有。”雅各·拉蒂莫终于动了。他抬手扯开领口第一颗纽扣，露出锁骨下方一道蜈蚣状疤痕：“你们查我，不如查查莱昂·弗兰克的履历。他退伍前最后一次任务，代号‘夜莺’，地点在横滨港。带队的是个叫雷蒙德·索恩的上尉——三年后，索恩在费尔顿警局停车场中弹身亡，子弹型号跟七年前玫瑰街七尸案现场提取的弹头完全一致。”西奥多没接这话。他走到长桌前，抽出信封里的照片，翻到背面。背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一行小字：*To J.L. — For remembering th, ’59.*他把照片翻过来，指着海军制服青年胸前的鹰徽：“这徽章，是‘夜莺行动’特制的。但1959年之后，所有参与行动人员都被要求上交徽章。可这张照片拍于1959年夏天，他胸前还戴着。”雅各·拉蒂莫喉结上下滑动：“也许他忘了交。”“也许。”西奥多把照片轻轻放回信封，“可为什么‘夜莺行动’所有参与者档案里，唯独缺了雷蒙德·索恩的完整履历？他的入伍记录、授勋文件、甚至退伍证明，全是复印件，且盖章位置都有微妙偏移——像是被人用胶水粘过，又揭下来重盖的。”伯尼这时放下电话，走到桌边，拿起那本1957年电话簿，随意翻了翻，忽然停在某一页：“星光旅馆，登记地址是玫瑰街137号。可1957年市政地图上，137号是家倒闭的修表铺。这地址，是1958年才改的。”雅各·拉蒂莫闭了闭眼。西奥多看着他：“莱昂·弗兰克现在在哪？”“地下室。”雅各·拉蒂莫终于说，“最里面那间储藏室。他不信别人会去那儿。”“为什么？”“因为七年前，七具尸体就是从那儿抬出来的。”雅各·拉蒂莫睁开眼，瞳孔深处有什么东西碎裂了，“而当时负责封存现场的，是我。”他抬起手，慢慢解开了第二颗纽扣。第三颗。第四颗。直到衬衫前襟完全敞开，露出胸膛上纵横交错的疤痕——最深的一道从左肩斜贯至右肋，边缘泛着陈年蜡黄，像一条僵死的蛇。“你们想找的答案，”他说，“不在莱昂·弗兰克身上。在他背后那个从没露过面的人身上。那个人……”他顿了顿，声音轻得像叹息，“去年开始，每周三下午三点，都会往我家里寄一张明信片。从不同城市寄来。从没署名。只画一只眼睛，闭着的。”西奥多盯着那道斜贯胸膛的疤痕，忽然问：“1958年7月12号晚上，你为什么会在星光旅馆？”雅各·拉蒂莫笑了。这一次，是真的笑了，眼角挤出细密皱纹。“因为我老婆，”他说，“是那七个女人里，最后一个。”伯尼呼吸一滞。西奥多却没显出任何意外。他只是静静看着雅各·拉蒂莫，看了很久，久到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声都变得刺耳。然后他转身走向那扇橡木门，手按在门把手上，却没推开。“带我们去见莱昂·弗兰克。”他说，“现在。”雅各·拉蒂莫没动。他站在原地，像一尊被遗忘在角落的石像。灯光照着他敞开的衬衫，照着那道狰狞的疤痕，也照着他眼中最后一丝摇曳的火焰——那火苗很小，却固执地燃着，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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