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主管的语气缓和了些，像退潮的水，“按工伤流程走吧，让老刘把事故经过写个说明，你把诊断证明拍给我。这半个月就安心养伤，工作的事别操心，我让老刘先顶着。”
“谢谢王主管。”林阳松了口气，挂电话时手指都在抖，左手的虎口处酸得厉害——刚才攥手机太用力了。
阳光透过纱窗照在被子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那纱窗是前年换的，网眼有点大，能看见外面的麻雀蹦蹦跳跳。林阳把手机扔到一边，忽然觉得浑身乏力，像被抽走了骨头。他躺回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纹，那纹路像极了仓库地面上的叉车辙印，弯弯曲曲，却始终向前延伸。
仓库的地面是水泥的，被叉车压了十几年，到处都是深浅不一的辙印。最深的那道在打包区门口，是去年冬天叉车师傅没注意，带着托盘硬碾过去的，后来用水泥补过，却总比别处低一块，下雨天还积水。林阳总在那放块旧抹布，见水就擦，怕有人滑倒。
这是他工作一年多来，第一次拥有超过三天的假期。以前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订单要赶，报表要填，新来的临时工要带，连吃饭都得扒拉两口就往打包区跑。有次母亲包了饺子，他揣了十个在兜里，骑着二八大杠在物流园等提单时，就着风吃了，饺子凉得硌牙，他却吃得急，差点噎着。
那辆二八大杠的链条换过三次。第一次是刚入职没俩月，骑到半路断了，他推着车走了四站地，找到修车铺，花了十五块钱换了条新的。修车师傅说：“你这车够老的，链条都锈成渣了。”他当时还心疼那十五块，觉得够买三碗牛肉面了。
车胎补过五回。最惨的一次是去年梅雨季，一天之内扎了俩窟窿，前胎一个，后胎一个。他推着车在雨里走，裤脚全湿透了，黏在腿上难受得很。路过个公交站台，有个老太太给了他把伞，说“年轻人不容易”。后来他把伞洗干净，想还给老太太，却再也没见过。
车把上的漆被蹭掉一大块，露出底下的铁皮，像他手上磨破又愈合的茧子。右手虎口处有块圆形的茧，是握车把磨出来的，左手食指第二节有道浅疤，是第一次用打包机时被夹的。这些印记像枚枚勋章，印在他身上，也印在那辆二八大杠上。
小陈师傅在的时候，两人还能轮着歇个半天。他帮小陈看仓库，小陈帮他擦自行车链条。擦链条得用煤油，仓库里有的是，倒在旧报纸上，用刷子蘸着刷，油星子溅得满手都是，洗半天还留着味儿。小陈总说：“你这车比你女朋友还金贵，天天擦。”林阳就笑，说“它比女朋友靠谱，从不闹脾气”。
自从去年小陈跳槽去了自来水厂，他就成了仓库里的“救火队员”，哪里缺人就往哪里补。老李的腰不好，搬重物得他上；小周记不住订单编号，核对时得他盯着；连叉车师傅请假，他都得顶上开两圈——虽然开得歪歪扭扭，总把托盘蹭到货架，但好歹能应付。
就这么连轴转得像个上了发条的陀螺，那辆二八大杠也跟着连轴转，车座底下的弹簧早就没了弹性。有次载着小陈师傅，过减速带时“哐当”一声，小陈师傅差点蹦起来，说“你这车座跟石头似的，能硌出痔疮”。林阳当时还反驳，说“这是锻炼屁股肌肉”，现在想想，确实该换个座子了。
“渴不渴？”母亲端着水杯进来，小心翼翼地扶他坐起来，她的胳膊肘上有块淤青，是昨天送他来医院时，在楼梯上磕的。“刚王主管打电话来了，说让你安心养伤，工资照发，还问要不要派同事来看看你。”
林阳接过水杯，温热的水流过喉咙，熨帖得让他眼眶发酸。主管刚才在电话里没说这些，想来是特意跟母亲交代的。他忽然想起小陈师傅走那天，也是这样的晴天，两人在仓库门口抽烟，小陈拍着他的肩膀说：“别太拼，机器还得歇呢，何况人。”
当时他只当是客套话，骑着二八大杠往回走时，还在盘算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要先去核对东南亚那批货的装箱单，再教小周用新的打包机，下午还得去物流园送趟样品。现在才明白，原来适当停下，并不是偷懒。
窗外的蝉鸣不知何时变得清晰起来，叽叽喳喳的，像仓库里永远停不下来的打包声。仓库的打包声是有节奏的，“啪嗒”是胶带封箱的声，“咔嚓”是剪刀剪绳子的声，“咚咚”是零件装箱的声，混在一起，倒像支特别的歌。林阳听了一年多，闭着眼都能分辨出是谁在干活——老刘封箱最响，“啪嗒”一声能惊飞仓库窗台上的麻雀；小周总用剪刀，“咔嚓咔嚓”的，没个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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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阳看着自己缠满纱布的右手，忽然觉得有种奇异的放松。不用凌晨五点半爬起来擦自行车链条，不用顶着太阳蹬着二八大杠挤车流，不用盯着叉车装货，不用核对那些密密麻麻的订单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