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乡位于县城西南，地势相对平坦，有大清河和支脉河灌溉，是利津县主要的粮食产区。
然而，眼前的景象依然不容乐观。
时值早春，本该是麦苗返青、生机勃勃的季节，但大片农田里，麦苗稀疏蔫黄，不少地块甚至裸露着板结的土壤，寸草不生。
“县尊，您看这地。”
刘大锤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在手中捻开。土壤灰白，颗粒粗硬，表面析出一层细密的盐霜，
“盐碱太重了。这些年，黄河改道频繁，海水倒灌，地越来越碱。
好点的地，一亩能收七八斗麦子；差的地，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卢象关接过泥土，仔细察看。盐碱化程度，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
“百姓用什么法子改良？”
“没什么好法子。”
刘大锤摇头，“有的挖沟排碱，但费工费时，效果也慢。
有的挑淡水浇灌，洗去盐分，可咱们这儿淡水也缺。大部分人家，只能听天由命，种一季算一季。”
正说着，远处田埂上走来一个老农，牵着头瘦骨嶙峋的黄牛，牛背上驮着犁具。
老农见到卢象关一行衣着光鲜，又骑着马，慌忙退到路边，躬身垂首。
卢象关下马，走过去：“老丈，忙着呢？”
老农抬头，见卢象关面容和善，稍稍放松了些：“回老爷的话，趁着天好，翻翻地，过些日子该种春粟了。”
“这地……收成怎么样？”
“唉，别提了。”
老农叹气，“去年种麦子，一亩地打了四斗，交完租子，剩下的还不够全家吃三个月。
今年开春，盐碱又重了，您看这麦苗，稀稀拉拉的，怕是连三斗都打不到。”
“租子多少？”
“差地六四分成，好地七三分成，——东家七成，我三成。”
老农声音苦涩，“就这，还是看我老实肯干，东家才租给我的。不少人家，想租地都租不到。”
卢象关心中一沉。六四分成，甚至七三分成，这意味着农民辛苦一年，大半收成要交给地主。
再加上盐碱减产，能落到自己手里的粮食，少得可怜。
“东家是哪位？”
“是城西胡老爷，胡万财胡大官人。”
老农低声道，“胡老爷地多，咱们这一片，十有八九都是租他家的。”
胡万财。又是这个名字。
卢象关眼神微冷。
这位永阜场盐课司大使，不仅掌控盐业，还是大地主，掌控着大量农田。
利津的经济命脉，几乎被他一手把持。
“老丈，若是有耐盐碱的新粮种，产量高，官府免费发给你种，你愿不愿意试？”卢象关问。
老农眼睛一亮：“真有这样的种子？”
“有。番薯、土豆、玉米，这些作物耐旱耐瘠，产量也高。番薯一亩能产十几石，土豆也能产七八石。”
“十几石？！”
老农倒吸一口凉气，随即又摇头，“老爷莫哄我，世上哪有这样的神物？再说了，就算有，东家也不会让种。
租契上写着呢，只能种麦、粟、豆，改种别的，东家有权收地。”
卢象关沉默。土地制度，是比盐碱更顽固的枷锁。不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垄断，任何农业改良都难以推行。
告别老农，队伍继续前行。
路过一个村庄时，卢象关看到村口聚集着几十个村民，正围着一个中年汉子议论纷纷。
汉子手里拿着一张纸，满脸愁苦。
“怎么回事？”卢象关问刘大锤。
刘大锤上前打听，回来时脸色也不好看：“县尊，是催缴‘辽饷’的文书。
这户人家，男丁两人，该纳银三钱。可他家去年遭了灾，粮食歉收，实在拿不出钱。里长正逼着他呢。”
卢象关走过去。村民们见来了官老爷，纷纷散开，只剩下那汉子和里长。
里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见卢象关气度不凡，连忙躬身：
“小人李家庄里长李有田，见过老爷。”
卢象关没理他，看向那汉子：“你叫什么？家里几口人？”
汉子扑通跪下：“小人李栓柱，家里五口人，老母、妻子，还有两个孩子。
去年秋旱，地里只收了三斗麦子，交完租子，剩下一斗多点，熬粥都不够。
开春以来，全靠挖野菜、捡蛤蜊过活，实在……实在拿不出三钱银子啊！”
他说着，声音哽咽，眼圈泛红。
卢象关扶起他，转头问里长：“李里长，县里催缴辽饷，可有减免章程？
灾荒之年，百姓无力缴纳，该如何处置？”
李有田搓着手，为难道：“老爷，章程是有，可……可上头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