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野忍不住低声道：“关哥，这也太欺负人了！咱们……”
卢象关抬手制止了他，轻轻摇头：“这不是帮一次两次就能解决的。我们是官，不是侠士。
牙行把持市集，背后必有吏员撑腰，整顿吏治，要从根子上解决。”
他目光转向不远处——几个穿着皂隶服饰的衙役正懒洋洋地靠在墙边晒太阳，对刚才那一幕视若无睹，显然早已司空见惯。
继续往前走，卢象关看到了更多“税”的场景。
一个卖菜的农妇面前，站着户房的司吏和两名衙役。
司吏翻看着手中的册子，面无表情道：“李张氏，固定摊位，月税五十文，今日大集加收十文，共六十文。”
农妇哀求：“大人，我这菜还没卖出去，哪来的钱交税？能不能宽限一日，等卖了菜……”
“少废话！不交税就收摊！”
衙役上前一步，作势要掀摊子。
农妇慌忙从怀里摸出一个破布包，哆哆嗦嗦数出六十文铜钱，递了过去。
另一处，一个卖陶器的老汉正与司吏争执：“大人，上月不是刚交了门摊税吗？怎么今日又要收？”
司吏冷笑：“那是上月的税！这是本月的税！东关市集不在城里，算你赚了，省了二十文的城门税。”
老汉气得胡子发抖，却不敢再争辩，咬牙交了钱。
也有圆滑的商户，趁人不注意，悄悄往司吏手里塞了几个铜钱，司吏便面无表情地略过他的摊位，转向下一家。
还有商户在司吏走后，朝着背影啐了一口，低声咒骂：“扒皮鬼！早晚遭报应！”
卢象关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脸色平静，心中却已翻涌。
明末吏员的俸禄极低，一个九品官月俸也不过五石米，折银不到三两，吏员更是少的可怜。
这些灰色收入，确实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
但如此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已经超出了“维持生计”的范畴，成了盘剥百姓的利器。
要想改变，不能简单地禁止——那会激起整个吏员阶层的反抗。
必须建立新的制度，让县衙有合法的收入来源，让吏员有体面的生活保障，同时严格约束权力，杜绝滥收滥罚。
这需要时间，更需要智慧。
一行人沉默地穿过集市，朝县城走去。
身后，集市的喧嚣渐渐远去，但那幅混杂着生机与苦难的画卷，已深深烙印在每个人心中。
回到县衙时，已是午后。
二堂里，钱粮师爷周文启和刑名师爷陆明渊正与户房书吏张富年、刑房书吏郑明义核对账目和积压案件。
见卢象关回来，周文启起身拱手：“东翁，您回来了。”
“进展如何？”卢象关在主位坐下。
周文启呈上几本册子：“东翁，县库存粮已查验完毕。
孙县丞所言‘两千石陈粮’基本属实，但其中有三成已霉变生虫，不堪食用。实际可用存粮，约一千四百石。”
陆明渊接口道：“刑名案卷，属下粗略翻阅，积压两年以上的旧案有十七件，其中涉及命案三件，田产纠纷九件，商事纠纷五件。
渔夫赵大栓之子被盐船撞死一案，卷宗在列，标注‘证据不足，暂缓审理’。”
卢象关接过册子，快速浏览。
账目上的亏空不大，前任知县还算规矩；刑案积压虽多，但也在预料之中。
他合上册子，对张富年和郑明义道：“两位书吏辛苦了。本官初来乍到，许多规矩还不熟悉。
这样吧，本官到任之前的账目，若亏空不大，便不必深究了。积压案件，也请两位协助陆师爷逐一梳理，尽快给百姓一个交代。”
张富年和郑明义对视一眼，都有些意外。
这位卢知县，似乎并不想新官上任三把火，反倒有些“和光同尘”的意思？
“县尊体恤，下官感激。”张富年躬身道。
“不过，”
卢象关话锋一转，“自本官到任之日起，所有收支、案件，必须登记在册，清清楚楚。
该收的税，一分不能少；不该收的，一分不能多。该审的案，一件不能拖；不该管的，一件不能揽。两位可能做到？”
这话说得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张富年心中一凛，连忙道：“下官明白，定当遵命！”
郑明义也拱手：“下官谨记。”
“好，去忙吧。”
待二人退下，卢象关对周文启和陆明渊道：“两位先生，利津是穷县，光靠朝廷那点俸禄和常例钱，养不活这一县官吏，更办不成实事。
本官打算置办些县衙直属的产业——官店、官企，所得收益，一部分补充县衙行政开支，一部分作为官吏福利。
在此基础上，若再推行廉政，阻力必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