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沉默后，吏部尚书沈砚清率先开口。他年纪最轻，资历却因皇帝的破格提拔和自身能力而显赫，此刻眼中闪烁着锐意与思辨的光芒。他略微整理了一下思路，拱手道：
“陛下，臣以为，‘天刑卫’之设，首重其‘新’与‘专’。”
“所谓‘新’，在于其必须打破旧有衙门的臃肿积弊与门户之见。它不应是另一个都察院的翻版，也不应简单沦为某个衙门的下属或附庸。它需有一套全新的、高效且独立的运作机制，人员选拔不唯资历，不看出身，只重能力与忠诚，以确保其如臂使指，反应迅捷。”
“所谓‘专’，在于其权责必须清晰且集中。臣以为，天刑卫当专司‘非常之事’与‘非常之人’。何为非常？一曰涉及谋逆、叛国、通敌等动摇国本之重案；二曰牵涉高官显贵、宗室皇亲，寻常衙门无力或不敢深究之要案；三曰跨域极广、手段诡谲、危害巨大，需特殊权限与手段方能侦破之奇案、悬案。天刑卫当如陛下手中的‘外科利刃’，精准切入朝堂与京畿最顽固、最危险的毒瘤，寻常病症，则仍由各部院司按律处置，如此方能各司其职，不至权责混乱，亦避免天刑卫权力过度膨胀，反噬自身。”
沈砚清语速平稳，条理分明，显然对此有过深入思考。他的建议核心在于“精悍”与“制衡”，既希望天刑卫强大高效，又本能地警惕其可能带来的权力失衡，这与他作为吏部尚书，常年周旋于各方势力、平衡官员升迁的职责与思维习惯密不可分。
萧景琰听罢，未置可否，目光转向须发花白、面容清癯的都察院中都御史张贞。
张贞感受到皇帝的目光，缓缓抚须，沉吟片刻，方才开口，声音苍劲而沉稳：
“陛下，沈尚书所言‘专司非常’，老臣以为然。然，老臣以为，天刑卫之要义，更在于‘明’与‘公’。”
他抬起头，目光澄澈而坚定：“天刑卫既代天行刑，曝于阳光之下，则其一举一动，必当以‘明’为先。办案须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程序务必严谨，即便涉及机密，其最终结果与裁量，亦须有合乎法度、可昭告天下。不可效仿前朝某些秘侦机构，罗织罪名，构陷忠良，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此非固国之本，实为乱国之源。”
“其次在于‘公’。天刑卫手持利刃，生杀予夺，若心术稍偏，则危害无穷。故其人员，非但要忠诚于陛下，更需秉持公心，以国家法度为圭臬，以天下公义为权衡。其内部须设严密监察制衡之制，使其权能既足以震慑奸邪，又不至沦为私人报复、党同伐异之工具。老臣建议，天刑卫重大案件之立案、关键证据之采信、最终判决之拟议，除陛下圣裁外，亦应接受都察院之必要程序监察，或设立独立之内部审核机构，以确保其行事之‘公’。”
张贞的发言，充满了老牌监察官员的审慎与对程序正义的执着。他更关注权力的边界与监督，强调“明正”与“制衡”，这是都察院职责在他身上的深刻烙印，也代表了一批重视法统与秩序的老臣的潜在担忧。
最后，大理寺丞周正挺直了腰板。他年约五旬，面容端方，不苟言笑，此刻开口，声音平直而缺乏起伏，却带着一种法律条文般的精确感：
“陛下，臣以为，无论机构如何设置，权责如何划分，其根本，在于‘依法’与‘确证’。”
“天刑卫行事，无论公开抑或隐秘，其最终指向，乃是‘刑’罚。既是刑罚，则必须严格遵循《大晟律》及相关的特别律例、诏令。其所查办之案件，证据链必须完整、确凿，经得起推敲与复审。口供不得以非法手段获取，物证须有清晰来源与保管记录。其所拟之刑，须与律法条款明文规定之罚则相对应，或有陛下特许之明确授权依据。”
周正的目光沉静如水：“臣建议，天刑卫应设立专门的‘律案房’，吸纳精通律法、熟悉诉讼程序之干员，负责对所有案件进行法律适用审查、证据合法性校验及量刑建议拟订。重大案件之最终卷宗，应副本送交大理寺备案，以备必要时咨议或复核。如此，方能确保天刑卫所行之事，名为‘天刑’，实为‘国法’，不因权柄特殊而僭越律法之尊严，亦避免因程序疏漏造成冤错，损及陛下圣明与朝廷威信。”
周正的发言，完全站在司法专业技术的角度，强调程序的合法性与证据的可靠性，体现了大理寺官员特有的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职业特性。他对天刑卫可能带来的“法外特权”抱有天然的警惕，试图用严格的司法程序将其框定在可控范围内。
萧景琰安静地听着，目光在三人脸上缓缓移动，将他们的建议、担忧、期许一一纳入心中。他没有打断，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倾向性的表情，只是如同最耐心的听众，吸收着来自不同维度、不同立场的智慧火花。
直到三人都陈述完毕，御书房内重新归于寂静，只余窗外隐约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