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星洁没想到艾黎小小年纪就那般不要脸，为了接近姜森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竟然明着撒谎。真是太恶心人了。正常情况下姜森让邱星洁立刻回临海市，她当然不会违拗他的意志，但却是会消极怠工磨磨蹭蹭到...我坐在出租屋的窗边，盯着电脑屏幕右下角跳动的时间：凌晨两点十七分。窗外是城中村特有的昏黄路灯，光晕被玻璃上一层薄薄的油污晕染得模糊不清，像一块发霉的旧布盖在整条窄巷上。手指悬在键盘上方，迟迟没落下——不是卡文，是不敢写。刚发出去那章被屏蔽了，编辑还没回消息，但我知道，那章里写的不是什么敏感词，是“何诗雅”三个字反复出现了十七次，连标点都没多加一个；是“来财”这两个字被拆开、揉碎、又用方言念了三遍；是主角蹲在菜市场后巷啃冷馒头时，忽然抬头看见一只麻雀叼着半片红纸飞过，纸角写着“丁酉年腊月廿三，灶君升天”。这不对劲。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打开文档最底下的隐藏段落——那是我从不公开的“草稿坟场”。里面躺着二十三个被删掉的开头，最长的一个写到四千八百字，停在主角推开一扇漆皮剥落的铁门，门后没有走廊，只有一面贴满泛黄符纸的墙，每张符纸上都印着同一个印章：篆体“来财”，朱砂未干。我关掉草稿坟场，切回正文文档。光标在最后一行闪着，像垂死萤火虫的尾光。就在这时，手机震了一下。不是微信，不是QQ，是那个我注册三年只用过一次的陌生号码——去年十月十二号，我在起点后台填作者资料时随手填的备用手机号，连短信验证都懒得做。它不该响。我划开屏幕，只有一条短信：【你写漏了一件事。她没死。】发信人显示为空。我盯着那行字，后颈一凉，像有根冰针顺着脊椎往下扎。手心冒汗，指尖发黏，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面上，又立刻翻回去——生怕错过下一条。可再没有动静。我点进通讯录，想查这个号码归属地，却发现联系人栏里压根没有这条记录。我退出重进，清空缓存，重启手机，它依然存在，像一枚嵌进系统深处的锈钉。我深吸一口气，点开微信，翻到那个从未拉过群、连头像都是默认灰色小人的“来财读者反馈”好友列表。滑到底，点开置顶的“何诗雅”。她的朋友圈封面是一张黑白照片：青砖墙，木格窗，窗台上摆着一只粗陶碗，碗里盛着半块发硬的米糕，边缘爬着细密裂纹。发布时间是去年冬至，配文只有两个字：“等你。”我没给她点过赞，没评过论，甚至没敢点开大图看清楚那碗米糕上有没有蚂蚁爬过。但此刻我鬼使神差地点了进去，放大，再放大——碗沿内侧，一道极细的刻痕蜿蜒而下，形如歪斜的“财”字，最后一捺拖得极长，直插进米糕裂缝深处。我猛地合上手机，喉结上下滚动，咽下一口发苦的唾沫。这时门铃响了。短促，三声，间隔均匀，像用尺子量过。我住的是老式筒子楼四楼，整栋楼共用一个锈迹斑斑的电子门禁，但从来没修好过。七年来，没人按过我家门铃。房东说这铃线二十年前就断了，物业说图纸上压根没画这玩意儿。我屏住呼吸，赤脚踩上冰凉水泥地，挪到门后。猫眼被一层灰蒙住，我用袖口擦了擦——视野里只有一片混沌的橘黄光晕，像隔着毛玻璃看夕阳。我凑近，鼻尖几乎贴上镜片，突然，光晕中心浮出一张脸。不是何诗雅。是个穿藏蓝工装裤的男人，头发剃得很短，左眉尾有一道浅疤，嘴角微微下压，眼神却很平，不凶，也不热，像两枚刚从井水里捞出来的铜钱。他手里拎着一只竹编食盒，盒盖缝隙里渗出一点热气，在猫眼扭曲的视野里袅袅盘旋。我拧开门锁，拉开一条缝。男人把食盒往前送了送：“何老师让我送来的。”声音不高，带点南方口音，尾音略沉，像石子沉进深潭。我愣住：“……何老师？”“何诗雅。”他顿了顿，“她说你肯定记得她教过你《千家诗》。”我脑子“嗡”一声。《千家诗》？我小学语文老师姓王，初中班主任姓陈，高中语文组十二个人，没有一个叫何诗雅。我二十五岁，没上过私塾，没拜过师，更没背过半句“云淡风轻近午天”。可这句话像一把钥匙，严丝合缝插进我记忆某处锈死的锁孔。“咔哒”一声，某个抽屉弹开了。我看见七岁的自己站在青石板院中，槐树影子斜斜铺满半面墙。一个穿月白旗袍的女人坐在藤椅上，膝上摊着本线装书，纸页泛黄，墨色微洇。她抬手，指尖沾着一点朱砂，在我掌心写了个字。不是“来”，不是“财”，是“归”。“归字有‘宀’，是屋；有‘帚’，是扫；有‘止’，是停。”她声音很轻，“你记住了，以后就找得到家。”我猛地抬头，想看清眼前男人的脸，可他已退后半步，工装裤口袋露出半截红绳——绳结打得极怪，不是中国结，也不是渔夫结，倒像是用烧红的铁丝拗出来的“￥”符号，末端还系着一粒干瘪的桂圆核。“她还说，”男人转身欲走，又停下，“你写错了一处。灶王爷升天那天，不该有麻雀叼红纸。该是乌鸦。”我下意识抓住门框，指节发白：“为什么？”他回头，目光扫过我身后堆满泡面桶的书桌、墙上撕掉一半的“写作进度表”、桌上摊开的《民间禁忌考》，最后落在我脸上：“因为乌鸦衔的是‘丧’，麻雀衔的是‘喜’。你写的明明是葬礼，怎么能让喜鹊来报信？”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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