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木不懂什么叫“纬度”，不懂什么叫“误差两度”。但他听懂“三天”。三天。今天是第一天。明天是第二天。后天是第三天。
后天中午，如果还看不到岛——
“误差两度是多少里？”荒木问。
来岛沉默了一会儿。他伸出手，在甲板上比划：“这么跟你说吧。如果岛在京都，我们可能走到了奈良，或者走到了岐阜。在陆地上，走错这么远，顶多骂句娘，多走几天。在海上……”
他没说完。但荒木听懂了。
在海上，走错这么远，就是死。
“但他说看到信天翁了。”来岛又说，声音里有一丝勉强拽着的希望，“那种鸟只在陆地附近飞。还有海草，那种长叶子的，只有靠近岛才有。”
荒木没说话。他看向海。
海还是那片海。蓝。蓝得让人想吐。但今天有些不一样。他看见海面上漂着东西——一片叶子，绿色的，长长的，像海带。叶子边上，有几只白色的鸟在飞，翅膀很大，飞得很慢，一圈，又一圈。
信天翁。阿隆索说，看到它，陆地就不远了。
荒木盯着那只鸟。鸟也盯着他——或者说，盯着船。鸟的眼睛很小，黑得像两点墨，但荒木觉得它在看自己，在看这艘船，在看这艘船会不会在下一刻沉下去。
鸟飞走了。
荒木继续看海。
午时到了。
太阳在头顶，晒得甲板发烫，光脚踩上去能烫出泡。荒木没动，还站在船头。他背后，甲板中央，水手长又在量米了。
今天量得更慢。
水手长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脸上有道疤，从眉骨拉到下巴，是年轻时跟南蛮人打架留下的。他做事一板一眼，说一不二。现在他正蹲在米袋旁，手伸进袋子里，不是用碗量，是用手抓。抓一把，摊在掌心，看，闻，然后放回去。抓一把，看，闻，放回去。不说话，就那样一遍遍地抓。
所有人都看着他。
擦洗甲板的停下来了。整理帆索的停下来了。掌舵的也偏过头，眼睛瞟过来。整个船，除了海浪声，除了风声，除了帆被风鼓满的噗噗声，就只剩下水手长抓米的声音——沙，沙，沙。
荒木背对着他们，但能感觉到那些目光。那些目光像针，扎在他背上。不疼，但痒。痒得他想回头，想吼，想拔刀。但他没动。他想起了関白殿下的枪术。
脚跟，膝盖，腰胯，肩，臂，腕。
一股流水般的源源不绝的劲道。
他吸气，呼气，把那股想吼的冲动憋回去，憋成一股力，沉到脚底。
脚跟踩实。
甲板在晃，但他想象下面是土，是名护屋城校场上夯实的土。一脚踩下去，一个浅浅的脚印。
他站稳了。
水手长终于量完了。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米灰，走到荒木身后三步远，停下，说：“大将。”
荒木没回头。
“米还能吃八天。”水手长说，声音又平又冷，“水还能喝六天。如果省着点，能多撑两天。”
荒木“嗯”了一声。
水手长等了一会儿，等荒木说点什么。但荒木什么都没说。水手长又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脚步声很重，咚咚咚，像在踩谁的脑袋。
荒木继续看海。
未时了。
太阳偏西，影子从左边挪到右边，拉得长长的，像根黑绳子，拴在脚踝上。荒木觉得渴，但没去喝水。水只剩六天，不，如果省着点，能多撑两天，那就是八天。八天。如果三天内还看不到岛——
他看到阿隆索了。
西班牙人从船舱里出来，手里拿着那个黄铜四分仪。他走到船头，没看荒木，直接举起四分仪，对着太阳。看了很久，然后低头，在手里的小木板上写写画画。写完了，他抬头，看海，看天，看云，看鸟。看了足足一刻钟，然后他叹了口气。
那口气叹得很深，很深，像要把肺都叹出来。
叹完了，他走到荒木身边，用生硬的葡萄牙语说：“今天。”
荒木转头看他。
阿隆索脸上那道疤在阳光下更明显了，像条蜈蚣趴在脸上。他看着荒木，眼睛是灰色的，像冬天的海。“今天如果看不到，”他说，“明天就要转向了。”
荒木不懂葡萄牙语，但他听懂“今天”和“明天”。他看向来岛。来岛走过来，翻译：“他说，今天如果再看不到陆地，明天就得改方向了。”
“为什么？”荒木问。
来岛翻译给阿隆索听。阿隆索听完，咧嘴笑了——那道疤把笑容扯得有点狰狞。他说了一串话，说得很快，手势比划着。来岛听着，脸色越来越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