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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船员们围着他听。
第二天，人少了一半。
第三天，只剩下几个划桨手蹲在舱门口，托着腮帮子，眼神放空。
第四天，连那几个人也没了。
柳生知道为什么。
听烦了。
那首曲子再好听，连着听四天，也该吐了。更何况他拉得不怎么样，琴也不怎么样，那声音软绵绵沙沙的，听多了像蚊子叫。
他倒不生气。
本来就是拿来提气的。气提起来了，船能走了，人有力气了，这就够了。谁还指望靠这个成大名？
第五天，他一个人坐在船头，对着海拉。
没有人听。只有那些鸟。鲣鸟，军舰鸟，偶尔冒头的企鹅。它们听不懂，但它们不烦。它们就那样飞着，游着，抢着，活着。
柳生拉了一会儿，收弓，看着海。
海还是那片海，蓝得发黑，一眼望不到边。云在天上堆着，又厚又白，像棉花山。太阳晒着，风继续吹。
他忽然想起上辈子一个词——地老天荒。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没有时间。没有方向。没有尽头。只有这片海，这艘船，这些鸟，和他这把破琴。
他把琴放回舱室，爬上桅杆。
站在桅杆顶上，视野开阔了很多。他眯着眼，扫过海平线的每一寸——
然后他看见了。
一道线。
不是云。不是浪。是线。细得像笔尖划的，灰蒙蒙的，横在海和天之间。
岛。
柳生的呼吸停了。
他盯着那道线，盯了很久，盯到眼睛发酸，盯到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但那条线还在。
越来越粗。越来越清晰。渐渐地从“线”变成了“块”，从“块”变成了“山”。绿色的，高耸的，从海里长出来的——岛。
那一刻，一股寒意顺着柳生的脊椎爬了上来，比赤道的太阳更烫，比无风带的死寂更刺骨。
那座岛的轮廓……他见过。
不是在眼前。是在记忆里。在另一种光里——不是现在这种清澈刺目的热带阳光，而是黑白胶片上那种粗粝的、带着硝烟与血锈的光。爆炸的火光把天空染成橘红，珊瑚礁被炸成齑粉，丛林在燃烧，泥浆里泡着钢盔、步枪和年轻人的尸体。
瓜达尔卡纳尔。
这四个字像生锈的钉子，一下一下凿进他的脑子里。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六个月，三万六千条命。 他曾坐在空调房里，对着纪录片里的地图和数字皱过眉。可现在，这片未来将被鲜血浸透的土地，正从1601年的海平线上，向他——一个本该死在前几天风暴的日本武士，一个漂了不知道多少天的迷航者，一个前世的小破站历史类Up主——露出它葱郁的、无辜的、致命的轮廓。
他漂到了所罗门群岛。漂到了这场未来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绞肉机之一。漂到了一个在他的“历史”里，还要等三百四十一年才会被世界真正记住的名字上。
荒谬感像海水一样淹没了他。他想笑，想对着这片该死的海、这该死的命运狂笑。他，一个拿着16世纪山寨版葡萄牙火绳枪、坐着漏水帆船、差点在赤道晒成咸鱼的家伙，竟然成了这座岛屿在“历史”意义上的第一个日本访客？比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早了整整三个多世纪？比一木支队在泰纳鲁河口那些绝望的冲锋，早了十一代人？
那座岛沉默着，在阳光下绿得发黑，对即将在它身上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它不知道“亨德森机场”，不知道“血岭”，不知道“铁底湾”。它现在只是一座岛。有山，有树，也许有淡水，也许有食物。能救命。
柳生张了张嘴，想喊，但嗓子发不出声。那声狂笑，或者嚎叫，卡在喉咙里，变成一阵剧烈的、无声的痉挛。
他只能就那么站着，站在桅杆顶上，看着那座岛一点一点从海平线上升起来。看着那座在“未来”将被命名为“瓜达尔卡纳尔”的岛屿，在1601年的阳光里，向他这个来自“过去”却又知晓“未来”的幽灵，缓缓展开它未知的、沉默的、沉重的土地。
风还在吹。船还在走。鸟还在飞。
他的手，死死攥着桅杆，指节因为用力而彻底失去了血色。
他的手攥紧了桅杆。
柳生新左卫门不知道自己偏航了多少。
他只知道，在庆长六年的海上，偏航两个字，等于死。
没有无线电，没有卫星，没有哪怕一张靠谱的海图。船一出港，就是一块漂在水上的木头。风往哪儿吹，就往哪儿走。洋流往哪儿带，就往哪儿漂。走对了，是本事；走错了，是命。
走错了，就没有人能找到你。
没有人会来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