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很响。两个人趴在板凳上，咬着牙，一声不吭。打完，刘三说：“下次再打，一人四十。”没有人敢说话。有人在背后骂他，说他是屠夫，说他是第二个胖子，说他比胖子还狠。刘三让人把那个人抓来，扇了十个耳光。那个人脸肿了，嘴角流了血，跪在地上，不敢抬头。刘三问他：“还敢不敢了？”那个人摇头，拼命摇头，像一只被按住脖子的鸡。刘三说：“滚。”那个人爬起来，跑了，跑得很快，快到鞋掉了都不敢捡。有人说刘四的死跟他有关，说刘四是被他逼死的，说他故意把刘四从码头上调回来，故意让他闲着，故意让他去粮仓，故意让他被那些火烧死。刘三把那个人关进了粮仓，跟那些管理者的人关在一起。粮仓的门关上的时候，那个人在里面喊，喊了很久，嗓子都喊哑了。没有人理他。城里的人开始怕他了。不是以前那种对胖子的怕——那种怕是“他会卖了我”的怕，是那种阴冷的、让人睡不着的怕。那种怕是有颜色的，灰色的，像冬天的天空。这种怕是“他会打我”的怕，是红色的，是愤怒的，是憋在胸口咽不下去的。不一样。以前的怕是恐惧，现在的怕是厌恶。恐惧让人听话，厌恶让人想跑。老周头来找方岩，蹲在城门口的石头上，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暗，像他的心在跳。他说：“刘三变了。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刘三了。他现在跟胖子没什么区别，只是他不卖人，他打人。”方岩听着，没有说话。他看着城里，看着那间大屋子，看着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炊烟，看着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他知道老周头说的是对的。但他也知道，刘三变成这样，是因为他太急了。他急着站稳，急着让人听他的，急着证明自己不是胖子。越急，越乱。越乱，越暴力。越暴力，越没有人听他的。这是一个死循环。方岩说：“你做得对。该汇报的汇报，该干的干。他骂你，你就听着。他打你，你就躲。但不要走。码头需要你。”老周头看了方岩一眼，把烟锅在石头上磕了磕，灰烬掉了一地。他站起来，把烟杆别在腰里，走了。

    孙寡妇也走了。她没有去南边，也没有去北边，她去了东边，投奔她的亲戚。她走之前来找方岩，站在城门口，看着方岩，说了一段话。韩正希翻译的时候，声音很轻，很慢，像在念一首很慢很慢的诗。“她说……她谢谢方岩给她机会。她说她尽力了，但她做不了。她说刘三不相信她，每次她去汇报粮仓的事，刘三都用那种眼神看她，好像她偷了东西一样。她说她不怕干活，她怕不被信任。她说……她走了，对不起。”方岩看着孙寡妇，看了很久。她的脸很瘦，颧骨凸出来，眼窝凹进去，两颊的肉都没了，只剩一层皮。她的手很粗，手指像胡萝卜，关节凸出来，指甲里嵌着面粉。她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哭。眼泪在眼眶里转，转了好几圈，就是不掉下来。方岩说：“你没有对不起谁。你做得很好。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孙寡妇的眼泪流下来了。她没有擦，只是站在那里，让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衣襟上，滴在地上。然后她转过身，走了。她的背很直，走得很稳，一步一步，走出城门，走上那条通往东边的路，没有回头。她的影子被太阳拉得很长，投在黄土路上，像一根快要断掉的线。方岩看着她走远，看着她消失在路的那一头，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是难过，是那种“我知道会这样”的平静。

    老周头没有走。他还在码头上，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安排工人干活，发工钱，记账。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大，那么亮，在码头上空回荡。他没有去找刘三，也没有去找方岩，他只是做他的事。方岩去找他，问他为什么不走。老周头蹲在码头上，抽着旱烟，看着河面。河水是黄的，浑的，在风里起了皱纹，像老人的手。他沉默了很久，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暗，映着他的脸。然后他开口了，说了一段话。韩正希翻译：“他说……他在这座城里活了六十年，见过太多人来人走。胖子来了，胖子走了。瘦高个来了，瘦高个走了。刘三来了，刘三也会走。但这座城不会走。码头不会走。河不会走。他说……他不是帮刘三，他是帮这座城。刘三在也好，不在也好，他都会在码头上。”方岩听着，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是佩服，不是感动，是一种很平静的、像河水一样的东西。老周头这样的人，才是这座城的根基。不是刘三，不是方岩，不是那些管理者，是像老周头这样、不管谁来谁走、都在做自己该做的事的人。方岩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了。

    刘三开始觉得孤独了。他坐在大屋子里，面前没有人，只有一碗茶，一盏灯。茶碗是白瓷的，很薄，能透出茶水的颜色。灯是油灯，灯芯烧久了，结了黑炭，光一闪一闪的，像快要灭的眼睛。阿林走了，小陈走了，孙寡妇走了，刘四死了。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以前跟着他干的年轻人，有的被他骂走了，有的自己走了，有的在背后骂他但不敢走。他想找人说话，但他不知道该找谁。他想找方岩，但想起刘四的死，他又不想去了。他想找老周头，但老周头看他的眼神让他不舒服——不是恨，不是怕，是那种“我在看着你”的平静。那种平静比恨和怕都可怕，因为那意味着老周头不在乎他。他一个人坐在大屋子里，灯灭了，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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