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码头区和集市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那些有玻璃窗的仓库和建筑，透出的光线格外稳定明亮，显然用的是蜂蜡蜡烛或质量上乘的油灯，而非摇曳昏暗的松明。整片区域并未沉入黑暗，反而在夜色中勾勒出更加清晰、更加富有生机的轮廓。
卡洛曼深吸了一口清冷的、带着河水气息的空气，转身回到狭小的船舱。他知道，这将是他在旧世界最后的、短暂的停留。七日之后，他将踏入一个崭新的、白色的、由另一种逻辑所构筑的港湾。而这一次，他或许不再仅仅是过客。
剩下的隔离日子，在一种混合了焦灼与奇特平静的状态中流逝。
第二天下午，卡洛曼便意识到，从这个固定的、被栅栏和距离限制的观察点，能看到的“新东西”已经有限了。仓库的白墙、玻璃窗、石板路、井然有序的人流车马……这些景象在反复的凝视中，虽然依旧能带来冲击，但其细节和背后的运作逻辑，却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朦朦胧胧，无法真正触及。他能看到结果，却看不清过程；能看到繁荣，却摸不到那支撑繁荣的、精密咬合的齿轮。
他的目光，于是更多地投向了同在这片隔离水域的“邻居”们，以及那川流不息进出主码头、免于隔离的船只。这倒成了一个独特的窗口。
第三天，一艘吃水很深的平底货船被引导到他们旁边的泊位隔离。船帮上刷着的徽记和船员的口音，表明它来自遥远的科隆。趁着双方船员都在甲板上活动、相隔不过二十来米水面的机会，卡洛曼主动向对方喊话。
“朋友，从科隆来？一路可还顺利？”他用了商人间常见的通用语。
对面船上，一个裹着厚皮毛坎肩、脸颊冻得通红的中年商人探头望过来，见卡洛曼气度不凡，也客气地回应：“是啊，跑了快一个月！总算快到了！路上不太平，关卡多，税也重，要不是听说这边价钱好、东西硬，真不想跑这么远。”
“科隆那边……疫病应该过去了吧？市面恢复得如何？”卡洛曼问出了关心的问题。
商人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死的人太多了，老爷。特别是穷人区……空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买卖？比以前难做多了。有钱的老爷们好像更抠门了，普通人家更是没几个钱。好多老铺子都关了门，东家不是死了，就是带着剩下的家当跑到乡下庄园去了。现在城里最热闹的，除了教堂，就是铁匠铺和盔甲店——听说东边萨克森人又不老实，北边丹麦佬的船也来得勤了，有钱的老爷和骑士们都在想法子弄更好的家伙什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从这里换些上好的铁料，或者直接买些成品的农具、工具回去，那边现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科隆，帝国北方重要的商业中心，亦是如此景象。死亡、萧条、恐惧下的军备需求。这与卡洛曼在南方的见闻何其相似。
接下来的两天，又陆续有船只加入隔离区。有来自美因茨的，抱怨着主教和世俗领主之间因为税收和瘟疫后的土地归属问题纠纷不断，导致商路不畅；有来自斯特拉斯堡的，说城市虽然努力恢复，但工匠流失严重，许多手艺都快失传了，现在亟需各种制成品；甚至还有一艘来自更南边、意大利半岛热那亚地区的船，船员们肤色更深，言语间透露出的信息是，半岛内部纷争加剧，瘟疫反复，传统的南货北运路线几乎瘫痪，他们也是冒险一试，看看北方的这个“盛京”是否真如传闻中那样，是乱世里的淘金地。
几乎每一个来自外地的商人或水手，在谈及故乡时，语气中都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无奈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瘟疫仿佛一柄重锤，不仅砸碎了无数生命，更砸裂了原本就脆弱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网络。恢复？那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伴随着权力洗牌、资源争夺和更深的不安全感。
与此形成刺眼对比的，则是那近在咫尺、却如隔天堑的主码头和集市区。卡洛曼默默地计数、观察。他发现，并非所有船只都需要隔离。那些被允许直接靠上主码头、立刻开始装卸货物的船只，大多来自巴塞尔、苏黎世、沙夫豪森等相对较近、且与盛京贸易关系密切的地区。这些船只往来频繁，船主和码头管事似乎颇为熟稔，检查流程也快捷许多。
他推测，盛京当局一定有一套自己的、不断更新的“风险地区”名单和判断标准。可能是通过往来商人的情报，也可能是派出了自己的眼线。对于来自“安全区”的船只，信任建立在长期互动的记录和严格的源头管控之上；对于“风险区”或陌生来船，则一律用最稳妥的隔离措施来筑起防火墙。这种基于信息和分析的、精细化的风险管控能力，再次让卡洛曼感到一种智力上的压迫感。这绝不仅仅是“谨慎”二字可以概括的。
平均每天，有六七艘大型货船径直靠上主码头，还有差不多数量的船只进入隔离区或结束隔离后移过去。码头上永远是一派繁忙景象，号子声、车轮声、指挥声汇成一片稳定的喧嚣。装卸下的货物堆积如山，又被迅速转运到那些白色的仓库里，或者由等候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