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消息报到了他那里。
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烤火，胡公把前卫部队的报告念了一遍。
他听完，接过报告看了一眼，抬头望向胡公。
胡公也正在看他。
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然后他嘴角慢慢浮起一个笑意。
胡公的脸上也浮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笑意。
对视一笑，谁都没说半个字。
他们同时想起了一件事：三二年西北卖给川军的那份人情。而今天，这份人情在雪山脚下还回来了。
夹金山。
雪还是那么大，风还是那么硬。
但这一次，每个人的背包里都有一件松江棉衣，脚上是新的布鞋。过雪山的时候还是有人在雪地里倒下了，但倒下去的人比预想的少得多。打鼓山是雪山的最后一座。
翻过打鼓山山口的时候，先头部队看见远处河谷里扎着一片营帐，炊烟在雪幕里升得笔直。营帐前面站着两个人。
陈赓站在最前面，腿脚利索得很，眼神又亮又活。许光达站在他旁边，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他们身后，韩先楚和王近山各带着一个团，已经布设好了警戒阵地。
大锅煮着大米粥，隔着老远都能闻到香气。
营帐前面堆着棉衣、帐篷、药品、粮食、弹药，这都是接应队几个月前就一包一包背上来了。
侦察兵跑回来报告的时候，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报告！前面有友军来接应，自称是陈赓！北边来人接我们了！”
消息像长了腿一样从队伍最前面往后面传。传到伤病员连的时候，一个腿上绑着夹板的老兵撑着坐起来，往前面望了一眼，没说话，眼泪先下来了。
陈赓大步往前走了一段，停在路边。
他看着远处山腰上那条蜿蜒的灰色队伍，看了很久，然后转过头对身边的许光达说了一句话：“来了。”
许光达点了点头。
先头部队走到近前。
有人认出了陈赓，站住了，揉了揉眼睛。
陈赓大步走过去，伸出双手握住老兵的手，使劲晃了两下。然后他对后面赶上来的指挥员说了一句话：“饭好了，安排人先吃饭。”
吃饱、喝足、穿暖。
香甜的大米粥一碗接一碗地从大锅里舀出来，热馒头掰开来冒着白气。卫生队的帐篷里点着煤油炉，冻伤的战士排着队进去换药，药膏抹在冻疮上，这一次再没有人的脚趾因为坏疽被截掉。
第二天队伍出发。
翻过腊子口，走舟曲、陇南，过凤县、宝鸡、麟游，一路向北。
永寿的秋天很安静，淳化的田野上玉米刚收割，冬小麦才种上，渭河平原一望无际地铺展在眼前。队伍走进宿营地的时候，夕阳在西边的地平线上烧成一片橘红。
从于都出发时的十万三千人，现在还有将近八万。
他站在永寿一处高坡上，手里的香烟在静静地燃烧着。烟草燃烧的烟雾，被风一吹飘到很远，很远……
胡公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那个牛皮纸文件袋。
里面存着从于都出发前北方局发出的第一封电报，到毛尔盖最后一份接应确认——十几份，每一份都在，边角磨出了毛茬，字迹被汗水洇开过又干了。
胡公把文件袋扎紧，递给他。
他接过去，说了一句话：“若没这些东西，咱们还要牺牲更多。”
远处，队伍里有人唱起了于都的山歌。调子拉得很长很长，从于都河一直拉到渭河平原。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另一场静悄悄的变化。
老任花了三个多月做出来的工业报表，正摊在卢润东的桌上，厚得像一本书。
最核心的那个数字用红笔圈了——工业产值是二八年底的三百二十倍。
整个陕甘宁晋绥的工业基础规模，已经大致相当于日本本土工业能力的四分之一。四万多从二八年到三三年间派出去的归国留学生，已经全部溶进了各个工业链条。
做冶金的去了钢厂，做化工的进了火药和药品车间，学机械的分散在兵工厂和机床厂，学电讯的撑起了整套军用通讯设备的研发和生产。
德国人从二九年初就开始分批抵达，教授、科学家、高级工程师、技术工人，七年多时间里为西北工业基地培养了数十万技术精湛的工人和数千名高级工程师，建起了十六个不同领域的研究实验室。
高职学生培养数量从最初每年几百人暴增到现在的每年上万人，他们做出来的精密零件尺寸公差已经能控制在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以内。
昆明那边，八十亿美元囤积的战略物资在十数个大型仓库群里躺了三四年。
石油、化工原料、化肥、棉花棉纱、铁矿石、钨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