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速度从每天不到三十里骤然提高到五十里以上。
身后河滩上的灰烬还在冒着细烟。
十一月，湘江。
蒋介石在他的前敌指挥所里对着地图画了一个口袋——湘军堵在对岸，桂军封住侧翼，中央军从背后压上来。
总计三十多万兵力，等着红军带着坛坛罐罐往口袋里钻。
他的判断在纸面上是成立的：一支拖带着兵工厂零件、X光机和银元箱子的队伍，一天走不了三十里，走到湘江边至少需要两个月。
但红军来得太快了。
轻装的队伍从道县到湘江边只用了不到三天，比蒋介石预估的早了整整十天。渡口上的桂军还没有完全到位，湘军的防线也没来得及合拢。
浮桥一架起来，主力立即开始渡江，后卫部队在渡口顶了一天一夜，打到预定时间撤。最后一个连撤过浮桥的时候工兵砍断缆绳，追兵冲到江边只看到对岸山路上远去的灰色背影和激流中翻卷的碎木板。
老蒋在行营等了两天战报，第三天送来的是一份缴获清单。
全是问了当地百姓后，从河里打捞上来的，物资上裹满了烂泥。要想清理出来，不是一、两天就行做到的。
蒋介石坐回椅子里，一句话也没有说。
几天后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宣布了“湘江大捷”。
有外国记者追问缴获的具体物品，发言人支吾了一阵，回答说缴获物资正在整理清点中，清单容后续公布。
但第二天没有任何后续，没有记者拍到缴获实物——那些新闻发布会上一向最喜欢摆在镜头前的大炮和银元展柜，这一次一样也拿不出来。
十二月，黎平。
窗外是黎平冬夜黑黢黢的群山。
“这个卢润东，你好像见过？”他点了一根烟，声音很轻。
“没错，在四一二之前……”胡公说，“他一脸的紧张的找到我，给了许多警示。要不是前天夜里那个离奇的梦，我真不敢信……”
黎平会议决定转向黔北。
遵义会议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事。
那几天遵义的冬天湿冷入骨，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他重新回到了军事指挥岗位。散会那天晚上，胡公收到了一份从贵州方向通过地下交通线转来的密信。
信是王家烈的一个亲信送来的，措辞很客气但意思很明确——贵州方面希望与红军保持默契，红军不入贵阳，黔军只守城不出城。
信末附了一笔：此系西安方面从中转圜，望贵方知晓。王家烈写这封信的时候，额头的汗把信纸都洇花了。
他看完信递给胡公，嘴角有一丝极淡的笑意：“王家烈吓坏了吧。”
“估计几天没睡好。”胡公把信收进自己的文件袋里。那个文件袋里已经存了从于都出发以来的好几份北方局电报，每一份都编了号，按日期排得整整齐齐。
四渡赤水。
他指挥部队在黔北川南之间来回穿插，四次渡过赤水河，把几十万追兵扯得七零八落。追兵在贵州的穷山恶水里被拖瘦了、拖垮了、拖散了。
黔军没有在任何一个关键隘口死守，所有的缺口都恰到好处。四渡赤水完成，红军跳出包围圈，贵州王家烈那封密信才算真正落了地。
过了赤水，队伍进入云南。
龙云的滇军缩回了昆明周边，把通往川西的大道让了出来。
出云南的时候，龙云给南京发了一封电报，措辞是“已将赤匪礼送出境”。这封电报传到西安，卢润东正在办公室里批文件，看完译电笑了一声——龙云用了“礼送”两个字，骨子里是长出了一口大气。
五月底，大凉山。
刘老总和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两碗鸡血酒碰在一起，红军顺利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区。过了大凉山就是泸定桥，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冒着对岸的机枪火力（空包弹）踏着铺好木板的桥面冲了过去。
过了泸定桥，红军开始往雪山方向前进。就在这时候，前卫部队碰上了一件怪事。
那是傍晚，先头侦察兵在山谷入口发现了一支川军的骡马辎重队。
侦察兵立刻散开准备接敌。对方也发现了红军。
但奇怪的是，那些川军士兵没有一个举枪的。
他们把骡马缰绳往路边的树上一拴，辎重车上的油布一掀，然后所有人撒腿就跑——不是撤退，是跑，像是早就练过很多遍一样，一窝蜂往山沟里钻，眨眼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山谷里整整齐齐码着几十匹骡马、十几辆大车。
车上堆满了崭新的松江棉衣，布鞋和绑腿尺寸齐全，药品和绷带用油布裹了一层又一层，成袋的粮食和盐巴，擦得锃亮的武器弹药，还有几十捆劈好的柴火和几桶煤油。
带队的前卫团长绕着那些骡马大车转了整整两圈，翻开棉衣看了看，又打开一箱弹药，粮食袋解开来闻了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