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砻江边的风出奇地安静，像是连江水都屏住了呼吸。最后一根枕木落下的时候，道钉砸进钢轨扣件的声响在峡谷里来回弹了三遍才散尽。
马少武把十八磅铁锤往地上一杵，回头望着身后一百多号浑身泥浆的弟兄，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发出了一声含混的闷哼。
四年。
老鹰嘴那块悬岩从雅砻江上空消失已经整整四年了。
他记得自己吊在绳梯上打第一个爆破孔那天，山风灌进领口，整个人在半空中晃得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树叶，史密斯在对岸拿着望远镜，脸色白得跟纸一样。
今天这条路终于从昆明铺到了成都。
消息传到指挥部的时候，张云逸正在核对各工段的收尾报表。他把搪瓷缸里的凉茶一口喝干，站起来说了两个字：“备酒。”
篝火是工人们自己点的，沿着雅砻江岸一溜排开十几堆，把半个山谷照得通明。周边几十个村寨的厨娘们提前三天就忙开了——杀猪宰羊，蒸米酒，舂糍粑，光是包谷烧就运了整整三卡车过来。
彝族的姑娘们穿上了压在箱底最漂亮的百褶裙，银饰在火光里一闪一闪的。苗族的阿嫂们把腊肉切成大片用竹签串了在篝火上烤，油滴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顺风飘出去好几里地。
皮埃尔是第一个喝开的。
这个在粤汉线南岭段躺平了三年多的法国工程师，端着碗包谷烧满场找人碰杯，脸红得像煮熟的虾，逮着张云逸的袖子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大声嚷嚷：“嗨，温！今天的趴体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你知道的，这种感觉太美妙了！真是美妙的一天！我想几十年以后，我还会深深地记者昨天的！”
弗里曼早被罗大牛拉到角落里吃烤糍粑去了，烫得直哈气又甜得眯起了眼。
史密斯端着酒碗挨个找人碰杯，每一碰都说“Thank you”，发音被酒精泡得含混不清，最后被马少武扶着送回工棚时嘴里还在念叨。
工人们、厨娘们、村民们、洋鬼子们，手拉着手围着篝火转了一圈又一圈，从山歌跳到号子，从号子跳到彝族舞。
笑声和歌声搅在一起，顺着雅砻江的水往下游漂。
张云逸端着搪瓷缸站在人群边上，火光把他被山风吹得黝黑的脸照得通红。身边忽然多了一个人——钟木生端着碗包谷烧，跟他碰了一下。
两个人谁都没说话，就那样站着，看着篝火边载歌载舞的人群。
“四百七十七个。”钟木生忽然开口，声音很轻。
张云逸从怀里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开最后一页。密密麻麻的名字，用钢笔工工整整地记着，有些字被汗渍洇花了，但每一个都看得清。
“今天下午刚补上去四个。赣清段塌方走的，有一个叫陈老四的，家里两个娃，大的才五岁。”篝火里一根松枝炸开，火星溅起来又被江风吹散。
钟木生把碗里的酒倒了一半在地上，张云逸把本子合上塞回怀里。四百七十七个名字贴着他的胸口，像是还活着的人把自己的一小部分也埋进了那些枕木下面。
他望着西边黑黢黢的群山，忽然想起了两年前赣清段停工的那个秋天。
一九三四年十月，赣州到清远段隧道掘进到最吃紧的时候，工地上出了事。不是塌方，不是涌水，是人心的塌方。钟木生手下四百二十个赣南闽西籍工人，一夜之间跑了一大半。
跑的人都是同一类来历——反围剿开始之前从中央苏区派出来的。
他们在工地上扛钢钎、抡铁锤，把隧道一寸一寸往前打，但他们的耳朵一直竖着。
南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密：主力要走了，要往西走了。
那个叫陈六指的年轻人，左耳在井冈山时被一颗子弹穿聋了，他找到钟木生，只问了一句话：“大部队往哪走了？”
钟木生望着西边，湖南的方向……
他不知道大部队走到了哪里，但他知道一件事：那些人正在路上。
陈六指第二天就离开了工地，走的时候只带了一双备用的草鞋和三个干馍馍。
赣清段的隧道停工了小半个月。
同一个月，于都河。
秋雨刚歇，河水涨了半尺。
河滩上临时架起的浮桥在夜色中微微晃动，火把在两岸排成了数不清的光点。
军委纵队的电台在渡河前最后一次开机。
报务员戴着耳机校准频率，耳机里忽然响起了一个紧急通讯频率的呼号——短促，重复，一遍又一遍。是北方局的频率，已经几个月没有联络过了。
电报不长，百十来字，报务员抄收完毕后神色立时变了，把抄报纸揣在怀里一路小跑进了作战科。
里间点着一盏马灯。两个人正对坐在地图前低声说话。
面容清瘦的那位接过电报凑在马灯下看了一遍，递给对面抽烟的人，没有说话。抽烟的那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