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整整一夜。
曹汝霖坐在书房里，没有开灯。窗外雨打芭蕉，啪嗒啪嗒，像有人在敲一面破鼓。他面前的桌上摊着一份电报——辽西战报。四个师团，全军覆没。他看了三遍，每看一遍，手指就凉一分。
三十年了。他从光绪三十一年留学日本，到民国元年进外交部，再到如今行政院参议，他跟日本人打了半辈子交道。他自以为了解日本人——了解他们的工业、他们的军力、他们的野心。但这份电报告诉他，他并不了解中国人的那一面。四万个日本兵，埋在黑土地里。那个叫卢润东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电话响了。
他没有立刻接。电话响了五声，断了。然后又响。三声。这是约定好的信号。
“曹先生。”电话那头的声音很轻，带着日本口音，“松本先生在老地方等您。”
曹汝霖挂上电话，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换上一件不起眼的灰布长衫，拿起雨伞。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书房墙上挂着的那幅字——“明哲保身”。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光绪三十四年写的，就在他登上去日本留学轮船的前夜。
他把雨伞夹在腋下，走进了雨里。
与此同时，周秉文正在办公室里烧文件。
行政院的办公楼已经空了。他把最后一份与日本领事馆往来的记录塞进铁盆里，划了一根洋火。火苗舔着纸边，慢慢烧起来。火光映在他脸上，把他的眼镜映得一明一暗。
他想起儿子。东京帝国大学，文部省奖学金。儿子上个月来信，说导师很器重他，说同学们对他很好，说日本的春天樱花很漂亮。他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儿子真相。不，不能说。他在日本留学的费用，每一块钱都是日本人给的。他老婆在霞飞路上的三家店铺，每一张房契都是日本领事馆经手办的。他每个月领的六百日元顾问费，每一张钞票都是松本次郎亲手交给他的。
他做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朋友”。
现在，“朋友”该收账了。
周秉文把烧完的纸灰倒进废纸篓里，拿起伞，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黑漆漆的，只有他的皮鞋声在回荡。他想，如果儿子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不，不会的。儿子永远不会知道。
何应钦的办公室里，烟灰缸已经满了。
他已经抽了半包烟。桌上的电话响过三次，他都没接。一次是曹汝霖，一次是周秉文，一次是松本次郎本人。他让副官回话说他“身体不适”。
身体不适。何应钦苦笑了一下。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毕业生。他的同学现在遍布日本陆军——有的已经是少将，有的是关东军的参谋。他在日本念了四年书，那四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他不恨日本人。他甚至从心底里觉得，日本的那一套——纪律、秩序、国家至上——是中国应该学的。
但他也忘不了一件事。1928年，他随蒋介石北伐，打到济南。日本人炸死了交涉员蔡公时，割了他的耳朵、鼻子，然后枪杀。那一天，他在济南城外，闻到了中国外交官的血。
现在日本人在南京收买他。松本给了他什么？不是金条，不是女人。是一封信。信是老同学土肥原贤二写的，措辞客气，问候旧谊，最后一行写着：“何君，帝国需要你的智慧。”
何应钦把那封信锁在抽屉最深处。然后拿起电话，打给松本。
“松本先生，”他说，“明天，在老地方，我请客。鸭血粉丝汤。”
他挂上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眼睛。然后他站起来，整了整军装的领口，从桌上拿起一份拟好的《对日谈判预案》，锁进公文包里。
曹、周、何三人在雨夜里先后到达同一个巷口摊位时，东京正在彻夜开会，天津的满清遗老正在宫岛街的深宅里向吉田善太郎拱手称臣。而在南京的这个雨巷里，白老倌端上三碗热腾腾的鸭血粉丝汤。
松本给他们每人一个信封。
曹汝霖收下了。他需要钱——需要很多钱。他在上海有三处房产，杭州有一栋别墅，还有两个姨太太要养。日本人给的钱他已经花了大半，现在退不回去了。他把信封塞进口袋，低头喝汤。汤很烫，他喝得很慢，像是在咽什么东西。
周秉文收下了。他把信封塞进袖口，没有看。他不敢看。信封里不只是支票，还有一张照片——他儿子在东京樱花树下的照片，背面用日文写了一行字：“令郎在帝国生活愉快。”他把照片翻过来，扣在桌上。然后他轻声问松本：“我儿子……还好吗？”
“非常好。”松本微笑着，“文部省已经将他的奖学金提高了一等。帝国对周秘书的公子，视如己出。”
周秉文没有再说话。
何应钦也收下了信封。但他没有打开。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用两根手指按住，推到一边。然后他问松本：“辽西的四万人，关东军打算怎么办？”
松本的笑容僵了一瞬。
“何部长，”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