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没有下雨。十月之初的东京，夜空如洗，一轮冷月挂在皇居的松林之上。永田町的官厅街上，车辆往来不绝，参谋本部、陆军省、外务省的窗户里灯火通明，像是这座城市的灯火永远不会熄灭。
但今夜，永田町的灯火不是繁华的象征，而是焦虑的象征。
参谋本部大楼的二层会议室里，长条形的会议桌两旁坐满了人。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他从奉天被紧急召回东京，军装上的尘土还没来得及掸干净。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坐在南次郎对面，面色阴沉。首相若槻礼次郎坐在会议桌的中间，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一言不发。
但所有人的目光，都不时地飘向会议桌的顶头。
那里坐着一个人。
他穿着军装，但没有佩戴任何军衔标志。他的身材不高，甚至可以说有些瘦小，肩膀微微向前佝偻着，像是一个常年伏案工作的人。他的脸上戴着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目光却像手术刀一样锋利，扫过每一个人脸上的时候，让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都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体。
他是昭和天皇的幼弟，秩父宫雍仁亲王。
雍仁亲王今年二十九岁，比天皇小四岁。在日本皇室中，他是最热衷于军事的一个亲王，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现任近卫步兵第三联队联队长。他虽然是亲王之尊，却常年和普通士兵一起训练，一起出操，一起睡大通铺，在陆军中威望极高。那些年轻的军官们，那些从乡下来的、在满铁的烟雾和机器的轰鸣中长大的年轻中尉、少佐们，把雍仁亲王视为他们的精神领袖。
今夜，雍仁亲王代表天皇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钟头了。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空气混浊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墙上的大地图被参谋们用红蓝铅笔标注得密密麻麻——辽西的位置上，画着一个粗重的红色叉号。那个叉号画得很用力，铅笔几乎戳破了图纸。
四个师团。四万人。几百门大炮。几十架飞机。
全部画上了叉。
“诸位，”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打破了沉默，声音沙哑，像是好几天没睡觉了，“辽西的战况，诸君都已经清楚了。第二师团、第六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师团——全军覆没。配属的航空兵部队，损失战斗机三十二架，轰炸机二十八架，侦察机十一架。阵亡将官七人，佐官四十一人，尉官以下……”
他的声音卡住了。会议室里没有人催他。
“尉官以下，四万零六百三十一人。”
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压在在场每一个人的胸口上。四万零六百三十一人。那是四万多个日本青年，四万多个家庭的儿子、丈夫、父亲。他们被征召入伍，坐上开往满洲的运兵船，唱着《君之代》，以为会像日俄战争的前辈一样，在满洲的原野上建功立业，衣锦还乡。
他们没有回来。连骨灰都没有回来。
“怎么会这样？”陆军大臣南次郎猛地一拍桌子，震得烟灰缸跳了起来，“本庄君，你是关东军司令官，你告诉我，怎么会这样？！”
本庄繁站起身来，深深地鞠了一躬。他的腰弯得很低，额头几乎碰到了桌面。
“是我的失职。”本庄繁的声音嘶哑，“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承担责任？”南次郎冷笑了一声，“四个师团，你拿什么承担？切腹吗？你就算切十次腹，四万人也活不过来了！”
“南次郎君！”若槻首相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带着首相的威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
会议室里又陷入了沉默。
接下来怎么办？这是今夜所有人聚集在这里的原因。辽西的战败不只是一场军事失败，它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漩涡，正在把帝国的外交、内政、舆论全部拖进去。
“我先说外务省的意见。”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推了推眼镜，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文件，“辽西战败的消息，虽然我们在尽力压制，但不可能永远压住。目前，英美法各国的报纸已经开始报道。英国《泰晤士报》今天的标题是《日本在满洲遭遇惨败》，法国《费加罗报》的标题是《远东的凡尔登》。美国《纽约时报》更过分，直接用了《日本四个师团覆灭》这样的标题。”
他将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更糟糕的是，国联那边已经有人在提议，要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英国和美国都表示，如果日本继续在满洲扩大军事行动，他们将考虑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
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加凝重了。石油和钢铁——那是日本的命脉。日本不产石油，钢铁产量也远远不能满足战争需求。如果英美真的实施禁运，帝国的战争机器将在几个月内停摆。
“所以，”币原喜重郎深吸了一口气，“外务省的建议是——外交解决。”
“外交解决？”南次郎皱起了眉头，“怎么解决？我们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