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德机场的出口，曹和平老远就看到了廉哥，然后他快步上前，二人拥抱了一下，“廉哥，过年好。”“滚蛋，元宵都过了，还过哪门年啊，虽然我没有回去，但是也听到你小子的事了，你是真敢说，在邓叔面前敢喊...北理工家属院三号楼二单元四零二室，门牌漆皮有些剥落，但楼道里干干净净，窗台上还晾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那是萧穗子父亲萧国栋常穿的。曹和平提着两盒“大前门”香烟、一斤上好的龙井、还有半扇刚宰的嫩羊肉，站在门口时，抬手看了看表：八点五十七分。他没按门铃，只轻轻叩了三下，指节不重不轻，像排练过无数次的节奏。门开得极快。萧国栋穿着洗得泛灰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一副断了一条腿、用黑胶布缠了两圈的老式眼镜。他没说话，只侧身让开一条缝，目光却在曹和平脸上停了三秒——不是审视，也不是打量，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老电影放映员校准胶片时的专注。那眼神扫过曹和平挺直的鼻梁、微扬的下颌线，最后落在他拎着羊肉的手腕上，腕骨分明，青筋隐伏，像一截被岁月打磨过的硬木。“进吧。”萧国栋说，声音低沉，没有温度，也没有敌意，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屋内陈设简单到近乎清苦：一张榆木饭桌，四把竹编靠背椅，墙角立着一台上海牌收音机，罩着蓝布套；东墙贴着张泛黄的《高山下的花环》手抄本影印稿，铅笔批注密密麻麻，字迹遒劲如刀刻；西墙则钉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三行字：【穗子：北大中文系，九月报到】【和平：保密单位，一年任务】【——别骗我，也别瞒她。】曹和平心头一震，脚步微顿。他早知萧国栋不是寻常人，北影厂文学策划组组长，七十年代初就参与过《创业》剧本修改，后来因一句“英雄不该是神龛里的泥胎”，被调离核心创作组，在北理工教了十年电影美学史。可他没想到，这位沉默寡言的老电影人，早已把他们的来路去向，连同那些不敢明说的暗涌，一笔一划写在了自家墙上，像在为女儿未来的人生，提前画好经纬。“坐。”萧国栋指了指竹椅，自己却没坐，转身进了厨房。水龙头哗啦一响，他开始洗菜。曹和平没动，只静静站着，听见水流声里夹着一声极轻的叹息，短促，却沉得像块石头坠进深井。十分钟后，萧国栋端出一碟青椒炒肉丝、一碗紫菜蛋花汤，还有一小碟油炸花生米。他没拿酒杯，只从碗柜最底层取出一只粗瓷缸，倒了半缸白酒——不是茅台，是京郊烧锅自酿的“二锅头”，酒液澄澈，辛辣气冲得人眉心一跳。“尝尝。”他推过来，“穗子妈走前，最爱这口。”曹和平没碰酒，只夹了一筷子青椒炒肉丝。肉丝嫩滑，青椒脆生，咸鲜中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是糖色炒得恰到好处的回甘。他慢慢嚼着，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才开口：“萧老师，穗子写的《高山下的花环》，我在文工团就看过油印本。您批注里写‘雷军不该死在黎明前’，我当时不懂，现在明白了。您写的是人性，不是口号。”萧国栋端起粗瓷缸，仰头灌了一口酒，喉结滚动如石碾过沟壑。他放下缸，抹了把嘴，镜片后的眼睛终于真正看向曹和平：“所以你明白，我为什么没拦她考北大？”“因为您知道，她要写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是她自己的命。”“对。”萧国栋点点头，忽然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纸，推到曹和平面前，“这是穗子去年冬天写的《致和平书》，我没拆封。她说，等你真敢登我家门，再交给你。”曹和平伸手，指尖触到纸页边缘——微凉，略糙，像一张未愈合的旧伤疤。他没打开，只用拇指压住折痕，声音低下去：“我答应过她，陪她看四年日出。如果……我将来去了香江，她愿意跟我走，我就在维多利亚港边上，给她盖一座能看见海的日光书房。”萧国栋盯着他看了足足十五秒。然后，他伸手，从饭桌底下拖出一个蒙尘的铁皮饼干盒。盒盖掀开，里面没有点心，只有一叠泛黄的胶片盒，盒脊上用蓝墨水写着编号：《小兵张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全是萧国栋亲手剪辑、配乐、甚至重录旁白的内部观摩带。最上面，压着一张黑白照片：年轻的萧国栋站在八一厂摄影棚里，怀里抱着一台苏联产“基辅”10型摄影机，身旁站着个穿列宁装的姑娘，笑容明亮得能刺破胶片上的霉斑。“这是我老婆。”萧国栋说，“她也是文工团出来的，拉手风琴的。七三年，胃癌晚期。临走前，她说这辈子最骄傲的两件事：一是教会穗子认第一个音符，二是……没拦我娶她。”曹和平喉头一哽，没说话。“所以我不拦穗子。”萧国栋把饼干盒推过来，声音哑了，“但我也不会祝福你。祝福是给坦荡人的。你要是敢让她掉一滴眼泪，我就把你这些年的‘保密任务’，全剪进一部纪录片里——名字我都想好了，《诸天影视：我只为求生》。放遍全国高校礼堂，配中文字幕，加背景音乐，就用你给她写的那首《征程的回望》。”曹和平怔住。随即，他忽然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强笑，而是真正的、肩膀微微发颤的笑。他笑着点头，把那张没拆封的《致和平书》仔细折好，塞进衬衫内袋，紧贴着心跳的位置。“萧老师，您放心。”他端起那粗瓷缸，仰头喝尽缸中烈酒。辛辣如刀，一路烧进肺腑，却奇异地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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