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七点，人流不多。
地铁出口旁的几家店铺已经开门，来往的人大多步伐匆忙，没有人停留太久。
几栋外墙翻新的公寓楼里，有一间普通的两居室出租屋。
窗台上摆着两株快要枯死的绿植，墙上贴着日程表和打印的会议材料，看上去就像任何一个刚起步的小型咨询公司。
代号“讲师”的特工就坐在靠窗的桌前。
来自西北地区的他有典型的欧罗巴人外貌，灰蓝色的眼睛，鼻梁高直，金棕色头发剪得很短，习惯向后梳。
脸上没有明显特征，属于放在人群里几乎不会留下印象的那种。身高在一米八左右，体型匀称，穿着深色衬衫和便宜的西装外套，看起来像一个每天通勤的普通白领。
桌上放着一台旧笔记本电脑，还有几份关于“跨境物流效率分析”的文件。
他的父母都有欧罗巴血统，多年在边境贸易城镇生活，能够说一口标准的德语。后来被选入专门培训体系，他的口音被打磨得更加自然，并被放到欧洲读书、工作，履历干净，没有异常。
在楼下街角，一家小型便利店的门半开着，门铃时不时响一声。
柜台后面站着的，是代号为“甜甜圈”的特工。
她的外貌同样偏欧式，浅色头发扎成马尾，额前有两缕自然垂下的碎发，脸型柔和，笑起来的时候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身材不高，穿着宽松的工作围裙，像个普通的兼职学生。
她的德语带一点点口音，但被误认为是东欧地区过来的移民。实际上，她在进入东协系统前，已经在语言和文化上接受多年训练。
她的伪装身份很简单：附近一所夜校的学生，在这家便利店兼职补贴学费。
没有人会对她多看一眼。
“讲师”合上电脑，下楼。
街道上没有什么变化，绿树投下不规则的影子，几辆车缓慢经过。
他走进便利店，像往常一样，站到柜台前。
“两个小面包。”他说。
“甜甜圈”点头，把面包放进纸袋。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五欧元的纸币，推到台面上。
找零的过程很慢，很自然。她先放下一枚一欧元的硬币，然后是两枚五十欧分，再是一枚五十欧分。
一共三点五欧元。
“谢谢，祝你一天愉快。”她说。
“你也是。”
他们的目光没有多停留一秒。没有任何多余表情，也没有多余动作。
这是正确的数字，代表周围环境安全，按计划进行情报交接。如果少二十五分，那意味着附近出现异常，整个接头流程就此中止。
讲师拿起面包，转身出门，开车离开。
他的真正任务，并不局限于这一条街区，也不只针对柏林。
他负责收集大范围、跨区域的情报，重点是那些从大洋洲潜逃至欧罗巴的太约残余。
那些人有的隐藏在企业，有的混入地下组织，还有一些在雇佣兵与极端政治圈子里游走。
他不直接接触目标，而是通过公开信息、外围关系、资金流向和人际网络，拼接出一张更大的图。整理信息，识别关系，标记风险等级，然后将整理后的情报通过安全渠道送回东协情报中心。
后续的行动由其他部门负责，他的角色只是提供清晰、可验证的判断依据。
而“甜甜圈”的任务更靠近地面。
她的角色是情报工作的屏障，负责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
——街区里出现了哪些新面孔，哪栋楼开始频繁有人进出，谁在便利店过于留意某些顾客，谁在深夜还保持着不必要的警惕。
她会在每天固定的时间段，将整理后的观察，汇合讲师发送而来的情报，还有自己的分析，通过一条早已设定好的线路，传往伦敦的情报节点。
他们几乎不交流任务内容，只在需要时用最简单的方式交换信号。
两人的默契，是建立在训练与职责之上。
这种配合，在柏林逐渐被军事化气氛笼罩的背景下，变得尤为关键。
自从新轴心夺取政权后，街道上的巡逻更频繁了，公共场所出现了更多便衣和临时设立的检查点，政府部门与私人机构之间的界限也在模糊。
他们甚至恢复了当年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
这些秘密警察隐没在体系之中，混入行政、企业、安全承保机构，甚至普通社区。
没有制服，没有清晰的标识，只靠权限和命令行事。
这也是“讲师”和“甜甜圈”必须维持绝对“平常”的原因。
不只是行为要自然，连生活轨迹也不能出现任何偏离。
购物时间、通勤路线、对邻居的反应、对城市变动的态度，都必须合乎一个普通人的逻辑。
任何稍显敏感的举动，都会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