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以德格类贝子为名义上的正使，图尔格为副使实际负责，
李永芳佟养性二人充作顾问与舌人，外加若干巴克什与护卫，倒也像模像样。
只是这行程速度，连同传递最初消息的笨拙方式，都透着一股子迟滞与不协调。
几乎在图赖的使团磨磨蹭蹭南下的同时，
北京城里，另一支规格更高、目的也更为复杂的“议和”队伍，也在紧锣密鼓地组建，并即将启程。
这支即将北上的队伍，以新任内阁首辅范景文为首。
这位当初在天津军议上对“和谈”二字反应激烈、差点撂挑子的老臣，
在听罢钟擎的全盘谋划后，虽仍觉此举“非正道”，
却也明了其中深藏的算计，更关乎未来皇帝朱由检的“私库”丰盈，
终究是压下了心头那份正统士大夫的别扭，慨然受命。
他将代表大明朝廷，坐镇锦州，全权处理与建奴的“和谈”事宜。
而范景文此行，还携带了一支钟擎特意点名组建，被戏称为“嘴炮天团”的特殊队伍。
这支队伍由六名以敢言直谏闻名朝野的前官员组成，
他们是：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李应升、黄尊素。
钟擎对魏忠贤提及这六人时，憋着笑道：
“这六个家伙，可是咱大明头最铁、骨头最硬、嘴皮子也最不饶人的主。
个个都是你魏公公的‘生死之交’，恨不得食你肉寝你皮的那种。”
魏忠贤当时听得眼角直跳，干笑不已。
他当然知道这六人，无一不是东林党中坚，
是过去几年在朝中对他攻击最猛烈、最不留情面的政敌。
按照原有历史轨迹，这六位忠直之臣，都将在不久后的天启五年，
悉数栽在魏忠贤亲手编织的“东林党”罪网之中，
在诏狱受尽酷刑，先后惨死，成就了明末一段令人扼腕的悲歌。
杨涟，以忠勇刚直、清正到极致着称。
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时便知必死，仍义无反顾。
下诏狱后，遭受铁钉贯耳、铜锤碎肋等非人酷刑，却用断指蘸血写下《狱中血书》明志。
天启五年惨死狱中，尸身腐烂，家徒四壁，连下葬的薄棺都靠友人凑钱购置。
左光斗，不仅清廉自守，死时囊空如洗，更以识人善任留名。
他微服私访时发掘并提拔了年轻学子史可法，此人后来成为南明擎天巨柱。
但是这个擎天巨柱，咱们对他的看法保留，可以说是不屑。
他与杨涟同日遇害，死前遭受械、镣、棍、拶、夹棍等“全刑”，筋骨尽断，体无完肤。
魏大中，出身寒门，一生清贫自守，穿粗布衣，食糙米饭，
从不与阉党同流合污，连魏忠贤的亲自拉拢都严词拒绝。
被捕时，家乡百姓痛哭相送数十里。
狱中受尽折磨，至死未屈。
袁化中，性情耿直宽厚，心系民生，任御史时屡次为民请命，减免赋税，
并是十三道御史上书弹劾魏忠贤的核心人物。
后被诬受贿，惨死诏狱，家境同样一贫如洗。
李应升，少年敢言，二十多岁中进士便任御史，
是最早上疏反对魏忠贤“内操”乱政者之一，多次为民发声。
入狱后写下《诫子书》，嘱托儿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终惨死狱中。
黄尊素，是东林党中罕见的智谋深沉、冷静务实之士，
擅长从制度层面剖析时弊，曾提醒杨涟弹劾魏忠贤需“有备无患”。
后被诬“交通边帅”，下狱受刑，自尽而亡（一说被虐杀），
其子便是后来的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
至于黄宗羲，咱们也不做正面评价，毕竟他生在大明时代，思想有局限性。
钟擎决定启用杨涟、左光斗这六人，确实是下了极大的决心，也经历了反复的权衡。
这六位，那是比茅坑里又臭又硬的石头还要刚、还要亮眼的存在，
是那种能撞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的“真理”化身。
用好了，是对付建奴诡辩、彰显大明正朔的无双利器；
用不好，或者让他们察觉到此次“和谈”背后更深层的算计和妥协，
以他们的脾性，当场掀桌子、豁出命来死谏弹劾，
甚至将内幕捅个底朝天，导致全盘计划崩坏，都是极有可能的。
钟擎既需要他们这份不畏死的“锋锐”，又绝不能允许这“锋锐”伤及自身布局。
更重要的是，从本心而言，钟擎绝不愿亲手沾染这六人的鲜血。
他们不是孙之獬那类货色，杀之如除草芥。
这六人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