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刘据也不得不承认,世间顶级智者,大多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
在学问之道上,能够幻想创立“儒生帝国”的存在,拥有着远超同时代贤才的“眼睛”。
大汉现行制度,在权力分配、官员选拔与考核方面,设计可以说是详尽,而董仲舒,依然发现了其间的弊病和缺陷。
非常清晰地指出六部尚书联席会议需跨部衙协作,但朝廷考核标准,却侧重部门政绩,难免会出现部各自为政,推诿责任,影响朝廷政令整体落地效率。
而且,御史监政司拥有广泛监督权,缺乏有效约束,弹劾权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滥用,干扰正常朝廷政务,甚至形成“监察霸权”。
朝廷的考核机制,十分僵化,千百年来,税收增长、案件结案,等等,凡是和钱,和百姓相关的事物,都和官员好坏评判挂钩,天下官吏早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对付考核的方式方法。
造假!
实际民生需求根本不在官吏,尤其是地方父母官的考虑范围中,只要让朝廷满意,让皇帝高兴即可。
皇帝、朝廷是有“采风使”,用以收集地方实际民情民意,但是,极易受到地方父母官、豪强操纵,或受短期事件影响,难以真实反映治理成效,造成民意调查失真。
太上陛下就是现成的例子,在没有入野南巡前,还以为自己的执政合格,百姓生活不说富足,多少过得去。
一出关中,到达南阳郡,就被汹涌的民意淹没,和地方百姓“打成一片”。
官官相护,欺上瞒下。
再有,不同地区、部衙治理难度差异大,如边疆与内陆、财政与礼部,朝廷统一考核标准,固然是一视同仁的表现,可存在着不公平之处,使有识之士的积极性大大受挫。
和以上的问题相比,董仲舒还指出,时至今日,朝廷仍然缺少一条真正的“晋升通道”。
“举孝廉”和“察廉举”,的确为天下寒士提供了一条人才晋升制度,实际作用却比较有限。
权贵豪富舞弊,层出不穷,徇私枉法,屡见不鲜,长此以往下去,不管大汉朝制怎么改变,权力世代相传都无法避免。
另外,寒士终究是“士”,朝廷始终没有对庶民、黔首开启一条晋升,或者说改变命运的机会。
诚然,权贵豪富之家出现英才的可能,是比庶民黔首大的多,可是,庶民黔首才是人世间的绝大多数。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包括大汉在内,施行的政治根本没有改变过,那便是“贵族政治”。
即使如高皇帝那般人,乘风而起,从底层一跃为天下至高无上的存在,然后呢?
高皇帝也好,萧何、张良等功臣也罢,在与霸王项羽合力斩杀掉秦廷那条“黑龙”后,没过多久,就成了汉廷的“赤龙”。
黑龙、赤龙,虽然颜色不一样,但本质上没有差别,都是恶龙。
坐在御案后,刘据看着董仲舒遗疏中暗戳戳的指摘他这个新朝天子,为了所谓圣主贤君表率之名,也是个贵族政治的皇帝,不由得一笑。
要想让大汉彻底腾飞,贵族政治要不得,必须要打造“万民政治”,也就是为数千万庶民、黔首找到一条上升通道。
让所有大汉臣民参与到大汉帝国建设之中!
董仲舒认为根本不可能,要让天下臣民产生这样的共识,需要广泛培养臣民的道德和文化。
少说要一点,要让所有臣民都有可能,有机会读书识字。
这怎么可能呢,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前者是被打破了,但那是皇帝的强权,后者要打破整个知识阶层对知识的垄断。
知识阶层,涵盖了全部权、势、钱,才等人士,皇帝也在其中之一。
法家商鞅很早以前就说过了,为君者,要愚民。
开启民智,对皇帝而言,也是危险的举动。
董仲舒不认为新朝天子会背叛自身阶级,特别是大汉已经奋六世余烈,到刘据这是第七世之烈,有可能达成连始皇帝都渴望的“万世一系”基业成就的汉家。
刘据没有在意董仲舒遗疏中的对皇帝天子这等独夫民贼的含沙射影,记下了这部分内容,便继续看了下去。
翰林策议院的存在,虽说看似中立,可以针砭时弊,但若其建议脱离实际,或与枢密内阁、六部实务官员理念冲突,可能形成“纸上谈兵”与“执行难”的矛盾。
还有翰林策议院的翰林,朝廷保留了世间大贤可以通过翰林身份直接进入枢密内阁的可能,作为“人才储备库”,如果执行不当,很有可能形成“圈内晋升”,排斥非翰林或核心部衙出身的人才,滋生官僚阶层固化。
同理,御史监政司虽独立,但经费、人事权仍依附枢密内阁,被同化的可能极大,监督效果未知。
翰林策议院的“排外”,御史监政司也可能,这不是可能,是必然会出现的事,以前御史大夫还是三公的时候,兰台御史,哪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