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禾凑近了些，烛火在绢画上投下晃动的光斑，画中玉露的衣角仿佛都在轻轻摆动。苏燕卿放下手中的银针，指尖捻起帕子擦了擦鬓角，慢悠悠地开口：“玉露是河北人，那年她家乡遭了洪灾，据说大水漫过了房梁，黄澄澄的浪头卷着泥沙，把村子里的土坯房像啃饼似的啃得稀烂。她爹把她塞进个桐木盆里，自己抱着房柱没松手，喊着‘露丫头，活着就有盼头’。等水退了，木盆漂到镇上，她手里还攥着半块没泡烂的麦饼，是她娘塞给她的，饼子上还留着牙印，想来是舍不得多吃。”
被人贩子卖到烟雨楼时，玉露才十四，瘦得像根刚抽条的芦苇，脖子上还留着被水浸出的红疹，密密麻麻的，像落了层红疹子。初来乍到时，她总爱缩在戏台后头的阴影里，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俺”“俺”的，尾音拖着点拐，像带着股黄土高原的风。有回唱曲的姑娘故意逗她，让她学城里人的腔调说“烟雨楼”，她憋红了脸，半天挤出句“烟——雨——楼”，三个宇说得磕磕绊绊，惹得满堂哄笑，她就把头埋得更低，手指绞着衣角，指节都泛了白。
“别的姑娘学唱《醉花阴》《西厢记》时，她就蹲在戏台侧面的石阶上绣鞋垫。”苏燕卿的声音里裹着点笑意，指尖无意识地在绢布上划着圈，“她绣的鸳鸯最有意思，翅膀总绣得宽宽大大，像鸭子似的，却偏要在翅膀尖上缀两颗小米粒大的白珠，说是鸳鸯戏水时溅起的水花。有回我问她，鸳鸯哪有这么宽的翅膀？她红着脸说，俺家乡的鸭子都这样，翅膀宽了才游得稳。”
阿禾想象着那样的鸳鸯，忍不住弯了弯嘴角，眼里的白翳似乎又薄了些，能看清苏燕卿鬓边那支银簪的纹路了。
“她的针脚是楼里最密的，”苏燕卿继续说，从妆台抽屉里翻出块叠得整齐的旧帕子，展开来，上面绣着片芦苇荡，针脚细得像蚊足，“别人绣朵牡丹要三天，她得绣五天，说‘针脚稀了不经磨’。有回老鸨嫌她绣得慢，耽误了给客人送帕子，抢过她的绷子就要扔，却被针脚扎了手——原来她连绷子边缘都绣满了细密的回纹，密得能卡住指甲，老鸨气得骂她‘死心眼’，她也不辩解，捡回绷子继续绣，眼泪掉在绢布上，晕开个小小的水痕，她就用金线在水痕周围绣了圈浪花，说这样就看不出来了。”
玉露来的第三个春天，烟雨楼来了个跑船的张老大。那汉子生得五大三粗，肩膀宽得像座桥，站起来比戏台的栏杆还高，手上全是磨出来的老茧，纵横交错的，像块老树皮，指甲缝里总嵌着洗不掉的河泥，黑黢黢的，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每次来都不点曲，就点壶最便宜的粗茶，茶梗在水里浮浮沉沉的，他也不在意，搬个小板凳坐在戏台侧面的阴影里，直勾勾地看玉露绣活，眼神里的光比烛火还亮。
“起初姑娘们都笑他，说他是来看稀奇的，把个绣活的丫头当宝贝。”苏燕卿端起桌上的茶盏抿了口，茶渍在唇上留下淡淡的黄，“可他每次来都不闲着，要么帮着伙夫劈柴，劈得柴块大小匀匀实实的，码在灶房门口像座小山；要么替跑堂的擦桌子，用粗布蘸着碱水擦，连桌缝里的油渍都擦得干干净净；看见玉露的绣绷子歪了，就悄悄伸手扶一把，指尖刚碰着绷子边缘，像被烫着似的缩回去，脸涨得通红，比庙里的关公还红。”
张老大船上的活儿忙，有时顺流而下，要隔个月才来一回。每次来，总不忘给玉露带些稀奇物：江里捡的鹅卵石，圆滚滚的像刚剥壳的鸡蛋，上面还留着水纹的印记，一圈圈的，像年轮；山里摘的野栗子，壳上带着尖刺，他就提前在船上剥好壳，用油纸包着，里面的果仁饱满得能挤出油，他说“这玩意儿补力气，你绣活费眼，多吃点”；有回竟带了盒城里铺子卖的胭脂，红得像庙里供桌上的石榴，他红着脸说是“上次路过苏州城，看别的姑娘都用，想着你或许也喜欢”，说完就把胭脂往玉露手里一塞，扭头就跑，差点被门槛绊倒。
玉露从不把这些东西当宝贝，鹅卵石被她扔进窗台上的瓦罐里，野栗子分给楼里的小丫头，那盒胭脂，她舍不得用，就放在妆台最角落，用块蓝布盖着。可她总把这些东西绣进帕子里，鹅卵石被她绣成岸边的石，上面还绕着圈水纹，用银线勾边，像能听见浪打石头的声响；野栗子绣成枝头上的果，旁边总蹲着只圆滚滚的小松鼠，尾巴蓬松得像朵云，用金线绣了毛尖，在烛火下闪着光；那盒胭脂，她用茜草汁调了相似的色，绣成张老大船上的帆，帆角还飘着根细穗，用蚕丝线绣的，风一吹，穗子像真的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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