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走，石阶上的青苔里嵌着麻线的碎屑。“你听，”神父在钟楼门口停下脚步，远处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是沃夫在修吊桥的麻绳，“这声音多踏实，像无数只手在一块儿使劲。”钟楼的木梁上缠着新换的麻线，绕梁三圈后系在铁环上，结扣处挂着个小木牌，写着“1848-1921”——是从饥荒到现在的年份。

    “沃夫说，这梁上的旧绳都朽了，”神父摸着麻线，“可拆下来一看，里面还缠着几根没烂的，是当年起义时留下的。他就把新麻线跟旧的拧在一块儿，说‘不能断了根’。”正说着，沃夫扛着卷麻线从吊桥那边过来，他的帆布包上别着个煤块刻的“家”字，是莉齐送的，边角已经被磨得圆润，“刚把南门的吊桥绳换完，弟兄们都说，拽着这绳，桥都稳当多了。”

    傍晚的钟声敲响时，我们四人站在钟楼顶上。雷夫解开旗杆上的麻线，让它顺着风飘向全城——绿布条打着旋儿落在贫民窟的屋顶，被莫莉婶的小儿子一把抓住，系在窗棂上；白布条缠上商人的马车，车夫老汤姆笑着把它塞进工具箱，说“给麻籽当伴儿”；橙布条被归航的渔夫捡去，系在船桅上，与玛格丽特编的“家”字结并排晃着，像对久别重逢的兄弟。

    雷蒙德突然指着远处的山坡，那里的麻田刚冒芽，嫩绿色的叶尖顶着黑土，像无数只举着的小手，在暮色里轻轻摇晃。“你看，”他的声音里带着笑，“咱种的麻，真长出来了。”

    沃夫的手掌按在钟楼的木梁上，那里缠着他打的铁环，环上的麻线结已经发灰，却依旧紧实。“这麻痕印在旗杆上、布上、土里，其实是印在人心里了。”他的指尖划过结扣，“就像这梁上的旧绳，看着不起眼，却把力气传到了新绳上，一代代往下拽，就没个松的时候。”

    我摸出怀表，表链上的煤块、染料、海藻和麻线缠成一团，分不清谁是谁，却透着股踏实的沉。神父说得对，所谓复兴，从不是竖起多么高的旗杆，而是让每粒麻籽都记得自己的根，让每个绳结都牵着另一颗心，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无论在海边、车间还是矿场，一低头，就能看见脚下的土里，藏着千万双手攥紧的力量——那力量，比钟声更持久，比城墙更坚固，比任何旗帜都更能代表爱尔兰。

    夜色渐浓时，都柏林的窗户一盏盏亮起来。麻线结在灯影里晃动，绿的、白的、橙的，像无数个跳动的星子，把全城的光串成了银河。我知道，这根从西海岸牵出的麻线，已经长成了网，网住了风，网住了光，也网住了爱尔兰人最珍贵的念想——那就是，无论走多远，总有人在结的那头，等着说一句：“回家了。”

    钟楼的钟声再次响起，七下，沉稳而有力。风穿过麻线结，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无数人在低声合唱，唱着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歌谣。雷夫、雷蒙德、沃夫和我，四只手同时按在旗杆的麻线上，指尖传来麻线绷紧的震颤，像触到了爱尔兰的脉搏，强劲，而充满希望。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