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半，整座大厦都黑了，只有68层的董事长办公室还亮着灯。
我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摊着一堆德文和英文混杂的法律文件，旁边放着第四杯速溶咖啡，早就凉透了。
妈的，这些德国佬的合同条款写得跟裹脚布似的，又臭又长。
刚从达沃斯回来一周，就碰上了这个麻烦事。
一家德国的工程机械公司要破产清算，我们有机会以8000万美金收购它60%的股权。
这公司在欧洲有三个厂子，技术还行，就是管理层太保守，错过了中国基建热潮。
按说这买卖不错，但德国人的条件多得要命。
要保证员工就业，要承诺技术不外流，还要接受政府监管。
每一条都是坑，稍微不注意就得赔个底朝天。
我点了支烟，翻开花蕊从法兰克福发回来的调研报告。
她现在正在德国谈判，已经熬了三天三夜了。
报告写得很详细，但几个关键问题还得我拍板。
第一，员工问题。这公司有1200个工人，德国法律规定收购后至少要保留12个月。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多花6000万欧元的人工成本。
但不裁员的话，这公司短期内很难盈利。
第二，技术限制。德国政府担心技术流失，要求核心专利五年内不能转移到亚洲。
但这些专利恰恰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
第三，市场风险。
欧债危机还没彻底过去，万一欧洲经济再出问题，这8000万美金就打水漂了。
以前遇到这种事，我第一反应就是叫兄弟们过来商量。
王胖子虽然粗，但对欧洲那套玩法很熟；刘瘦子搞技术的，对专利价值看得准；默哥见识广，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地方。
可现在...
我拿起手机，看了看王胖子的号码。
现在迪拜是凌晨2点半，巴西圣保罗是下午6点半，他应该在开什么鸟会。
最近他在谈一个铁矿石项目，天天忙得跟狗似的。
又看了看刘瘦子的电话，瑞士苏黎世现在是晚上11点半，估计刚睡下。
他最近在收购一家瑞士银行的IT部门，也忙得要死。
我把手机扔在一边，狠狠吸了口烟。
从没这么孤单过。
以前在金三角的时候，四个人挤在破房子里，有什么事都是围坐着商量。
王胖子会拍桌子骂娘，刘瘦子会推眼镜分析，默哥会抽着烟静静听，最后一锤定音。
那时候虽然穷得叮当响，但心里踏实，因为知道不管遇到什么鸟事，都有兄弟陪着扛。
现在呢？我坐在这豪华办公室里，面对着几千万美金的买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走到保险柜前，输入密码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破旧的小木盒。
木盒的漆都掉得差不多了，但我一直当宝贝似的保存着。
打开盒子，默哥的军功章静静躺在里面。
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东西，上面刻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虽然有些地方已经看不清了，但在灯光下还是闪着光。
我拿起军功章，翻来覆去地看着。
每次遇到难题，我都会把它拿出来，就像默哥还在身边似的。
"默哥，"我对着军功章说道，"又碰上麻烦事了。"
当然，军功章不会说话，但我还是习惯性地继续说下去。
"德国那个公司，收还是不收？8000万美金可不是小数目，万一砸手里，咱们一年白干。"
我把军功章放在桌上，看着它在台灯下的反光。
"你要是还在就好了，"我叹了口气，"你总能看出我看不出的门道。''
''记得当年对付'南佛'的时候，是你提醒我要从心理入手。''
''还有新加坡那次，也是你说要小心'赤龙'的反扑。"
办公室里安静得要命，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外面的迪拜已经进入深夜，大部分楼都黑了，只有几栋还亮着零星的灯。
我想起刚才看的员工资料，这德国公司有1200个工人，大部分都是技术工，平均年龄42岁。
如果我们收购了但最后还是要裁人，这些老外很难再找到工作。
他们也有老婆孩子要养，也有房贷要还。
以前我可能不会想这些，但现在不知道怎么了，总是会考虑到这些"多余"的事情。
"默哥，你说咱们现在这样算成功吗？"我摸着军功章，"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想起达沃斯那个老头的话："钱能买到一切，但买不到真正的朋友。"
确实是这么回事。
现在的我可以买下任何想要的东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