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初露，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拂过椰林。白毅峰站在一片荒芜的滩涂前，脚下是尚未开发的沙地，远处是波光粼粼的南海。他身后，是一支由三十多名工程师、规划师和项目专员组成的团队，个个神情肃穆，如同即将出征的士兵。
“这里，就是‘星辰计划’的第一块基石。”他声音不高，却穿透了风声，“十年内，我要在这片土地上，竖起中国第一座民营航天发射指挥中心。”
没人说话。不是不信，而是震撼。从家电到重工，从金融到农业，黄河已经横跨十几个行业，可如今，竟要向苍穹发起挑战。
何耀祖走上前，递过一份文件：“爸，初步预算出来了??首期投入一百二十亿，涵盖火箭研发基地、测控中心、燃料储存区、回收着陆场，以及配套的生活社区。技术团队已经联系了八位曾在长征系列项目中服役的退休总工，有五位愿意以顾问身份加入。”
白毅峰翻了翻，点点头：“钱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告诉他们，待遇按国际顶尖标准走，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全包。我们不抢国家队饭碗，但我们得有自己的路。”
华琦霞站在稍远些的地方，望着父亲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什么。她轻声对身旁的技术主管说：“启动‘星火人才工程’，在全国高校航空航天专业设立专项奖学金，每年选拔一百名尖子生，签定向培养协议。再跟中科院、北航、西工大谈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
“这会不会太激进？”有人问。
“不激进，就追不上。”她说，“别人封锁我们的天，我们就自己造梯子。”
当天下午，一封加密邮件从南锣鼓巷发出，直抵瑞士账户管理机构：划拨首批五十亿人民币至海南黄河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资金路径经卢森堡-新加坡双层架构隔离，确保不受未来可能的国际审查干扰。
与此同时，远在德国汉堡的一间公寓里，一位白发老人正盯着电视新闻。画面上是中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试验飞行器成功返航的画面。他缓缓摘下眼镜，喃喃道：“他们真的来了……”
他是李维诚，原欧洲航天局热控系统首席专家，祖籍浙江宁波。三十年前赴德留学，后留任ESA，参与过阿里安5号火箭多项核心技术研发。三年前，因一场内部权力斗争被迫退休。他曾拒绝多家美企高薪聘请，却在一个月前悄然接受了黄河的秘密邀约。
次日清晨，他登上飞往新加坡的航班，随身行李中，是一块刻录着“低温燃料循环控制系统”原始算法模型的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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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日内瓦。
联合国万国宫金色大厅内，灯光璀璨。乐惠珍一身素雅黑裙，牵着十岁的女儿走上领奖台。聚光灯打在她脸上，映出沉静而坚定的光。
主持人宣读颁奖词：“授予黄河集团‘全球可持续发展特别贡献奖’，以表彰其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推广、中小企业赋能及危机应对中展现出的前瞻性领导力与人文关怀精神。该企业证明了资本不仅可以逐利，更可以承载责任。”
掌声雷动。
乐惠珍接过水晶奖杯，微微鞠躬，然后开口：“很多人问我，黄河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要去修别人放弃的港口，建别人嫌弃的烂尾楼，培训失业工人，资助非洲医生？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曾经也被这样对待过。”
台下安静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想买一台数控机床，被拒；九十年代，我们想引进一条芯片生产线，被卡；两千年初，我们想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无人理睬。那时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只尊重强者。于是我们忍，我们学，我们攒力气。今天，我们终于有能力转身，去拉一把那些还在泥泞中挣扎的人。”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这不是慈善，这是轮回。当一个民族真正站起来的时候，它不该只是拔高自己，而是俯身点亮更多火把。”
演讲结束时，一位非洲代表起身鼓掌，随后整个会场站了起来。
当晚，央视国际频道全程转播了这一幕。标题写道：《中国企业首次获联合国最高可持续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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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北京。
国家发改委召开闭门会议，议题名为“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可行性研究”。参会者除各部委负责人外，还有来自航天、核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十余家龙头企业代表。
何耀宗作为唯一民企受邀列席。
会上，有官员提出疑虑：“商业公司涉足航天这类敏感领域，如何保证国家安全？万一技术外泄怎么办？”
何耀宗起身，打开投影：“请看这张图。”
画面显示的是“星辰计划”的组织架构：核心研发团队全部由中国籍科学家组成，关键技术模块采用“分段隔离+物理断网”设计，每项数据流转均需三级审批，并接入国家保密局实时监控系统。同时，所有外籍专家仅限参与非密级辅助工作，且签署终身追责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