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精神得很。”陈遥笑着搂住他肩膀，“我爸可是我们小区力气最大的老头。”
快门按下的一瞬，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三人交叠的手上。
照片洗出来后，江一锋去影楼取了一份复印件。他盯着陈父的笑容看了很久，忽然对助理说：“下次项目立项，我要拍一部新片，名字就叫《没有名字的英雄》。”
“讲谁？”
“讲所有活在背景里的普通人。”他轻声道，“讲那些名字不会出现在片头字幕里，却撑起了整个时代的男人和女人。”
筹备期间，他走访了十几个城市，采访了上百位普通劳动者??环卫工人、公交司机、乡村教师、外卖骑手……每个人的故事都不轰动，却都藏着惊人的坚韧。
有一位六十岁的清洁工阿姨告诉他：“我凌晨四点起床扫街，不是因为我喜欢冷风，是因为我闺女八点要上课。我想让她出门时，看见一条干净的路。”
还有一个送餐途中摔伤仍坚持完成订单的外卖员，笑着说：“客户骂一句我能忍，但我娃要是问我‘爸爸你怎么不守信用’，我没法答。”
江一锋把这些话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
某天夜里，他梦见父亲站在工地中央，周围高楼林立，人群穿梭，却没有一个人认出他。父亲转身离开时，背影渐渐透明，最后化作风中的尘埃。
他惊醒过来，满身冷汗。
第二天，他决定改变拍摄计划。不再聚焦个体，而是用群像式叙事，展现一代人的集体付出。
与此同时，《心愿时光机》的海外发行也传来好消息。北美一家独立影院主动联系，希望举办“中国父亲主题周”，并邀请江一锋出席映后交流。
临行前夜，母亲打来电话：“你爸的老战友来了，带来一本旧笔记本，说是你爸当年在工地记的工时账。”
“工时账？”
“嗯。每一页都写着日期、工作内容、收入支出。最后一页写着：‘儿子学费：九百元。已缴。’旁边画了个笑脸。”
江一锋握着手机，久久说不出话。
他知道，那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而是一个父亲对自己使命的确认。
飞往纽约那天，机场候机厅播放着《父亲写的散文诗》。一位外国旅客听到副歌部分，好奇地问同行者：“这首歌在唱什么？”
朋友翻译道：“一个儿子回忆父亲如何默默养大他，用尽一生，却不曾说过一句我爱你。”
那人点点头，望向窗外起飞的飞机，低声说：“听起来，全世界的父亲都一样。”
放映当晚，影院座无虚席。结束后，一位华裔女孩走上台，眼里含泪：“我十二岁移民美国，从不敢让同学来我家玩，因为我爸是洗碗工，手上全是裂口。我一直觉得丢脸。可今天看完电影，我才懂，他是用那双手，把我送进了常春藤。”
全场掌声雷动。
江一锋站在台上，望着台下不同肤色的脸庞，忽然觉得，有些情感真的可以跨越语言与国界。
回国后，他收到一封来自云南山区小学的信。校长写道：“我们全校师生一起看了《心愿时光机》，孩子们围坐在操场上看投影，看到一半就开始抹眼泪。有个五年级的学生写作文说：‘我的爸爸在外面打工，一年回来一次。以前我觉得他不爱我，现在我知道，他是去给我们盖房子。’”
随信附上了那篇作文的复印件。字迹歪斜，却一笔一划写得极认真：
“爸爸，等我长大，我也要变成一座房子，让你住在里面，风吹不到，雨淋不着。”
江一锋把这篇作文打印出来，贴在剧组会议室的公告栏上。标题写了四个大字：**我们为何拍电影**。
新项目启动会上，投资方有人提出质疑：“这类题材市场风险大，不如做个都市爱情喜剧，轻松赚钱。”
江一锋平静回应：“如果电影只能服务于娱乐，那它早就该被淘汰了。它真正的力量，是让人在黑暗中看清自己，是在麻木时重新学会心疼。”
会议结束，他独自留在空荡的会议室里，打开电脑，写下新片的第一句台词：
“他们不是英雄，因为他们从未想成为英雄。他们只是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的苦。”
冬去春来，《没有名字的英雄》正式开机。
第一场戏，拍的是一位母亲在雪夜里抱着高烧的孩子步行十里去医院。摄像机不加修饰地跟拍全程，演员真走、真摔、真哭。江一锋站在监视器后，一次次喊“再来一遍”，直到那位女演员膝盖冻得发紫，却依然坚持完成最后一个镜头。
收工时，她走过来问：“导演，为什么要这么较真？”
江一锋望着远处飘落的雪花，说：“因为现实中，她们没有NG的机会。”
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真实故事汇入创作。一位护士看到新闻后联系剧组，提供了她在疫情前线写下的日记片段；一位退伍军人寄来自己退役后开早餐摊的账本，上面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