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去了塞维利亚，在西班牙广场的马赛克长廊下散步，阳光透过彩色瓷砖，在地面拼出流动的光斑。米歇尔买了把扇面画着弗拉门戈舞者的折扇，扇风时带着淡淡的茉莉香。街边的弗拉门戈学校里，孩子们正在练习踢踏，小小的皮鞋跺在地上，像群快乐的雨点。
塞维利亚大教堂的钟楼里，古老的齿轮还在转动，登顶时正赶上敲钟，震得人耳朵发麻，却能看到整个城市的红屋顶，像片燃烧的海。他们在教堂旁的小吃店吃“吉事果”，刚炸好的油条裹着肉桂粉，配着冰牛奶，甜得让人眯眼。老板说，这是西班牙的“早餐灵魂”，没吃过吉事果，等于没来过塞维利亚。
从塞维利亚驱车南下，就到了加的斯。这座海滨小城的城墙被海水泡得发灰，渔港里停满了彩色的小船，渔民正把刚打捞的沙丁鱼卸上岸，银光闪闪的鱼堆像座小雪山。他们在海边的餐馆坐下，点了份“炸沙丁鱼配柠檬”，鱼皮焦脆，鱼肉细嫩，挤上柠檬汁，鲜得能尝到海风的咸。
“这里的人中午要睡三个小时，”餐馆老板指着空荡的街道，“太阳太毒，不如睡觉舒服。”果然，午后的加的斯像座空城，只有海风在巷子里打着旋，吹得挂在门口的渔网哗哗作响。
葡萄牙
里斯本的清晨被电车的叮当声唤醒。他们坐在28路电车上，摇摇晃晃地穿过阿尔法玛老城区，石墙的缝隙里钻出粉色的三角梅，像瀑布一样垂下来。电车在圣乔治城堡前停下，登上城堡的露台，能看到整个里斯本的屋顶与远处的特茹河，红色的屋顶像波浪，白色的游艇像珍珠，在河面上缓缓移动。
“尝尝这个。”米歇尔递来一个刚买的“ Pastel de Nata ”（葡式蛋挞），酥皮层层叠叠，像被阳光吻过的褶皱，内馅的蛋奶冻泛着焦糖色的光，甜得恰到好处，带着点焦香。这家位于贝伦区的百年老店，门口永远排着长队，据说秘方锁在银行保险柜里，只有三个继承人知道。
贝伦塔像块被海水泡旧的象牙，矗立在特茹河入海口。塔身上的弹孔是拿破仑战争时留下的，爬满了海蛎子，海风拂过，能听到贝壳摩擦的细碎声响。他们在塔下的草坪上晒太阳，看着渡轮载着游客来来往往，甲板上的笑声像撒在水面的金粉。
离开里斯本，他们租车驶向马德拉岛——C罗的故乡。飞机降落在丰沙尔机场时，就能看到航站楼外巨大的C罗海报，他穿着葡萄牙国家队球衣，张开双臂，像要拥抱整个岛屿。租车行的老板是个C罗的狂热粉丝，看到他们的驾照，笑着说：“你们运气好，今天能去看C罗雕像的揭幕仪式彩排。”
雕像矗立在丰沙尔港的观景台上，青铜铸就的C罗穿着标志性的7号球衣，右脚踩在足球上，身体微微后仰，正是他进球后标志性的庆祝动作。工匠们正在给雕像做最后的抛光，阳光照在铜像上，泛着冷硬的光。“这尊雕像高4.5米，用了25吨青铜，”工作人员骄傲地介绍，“比岛上所有的雕像都高，包括哥伦布的。”
他们去了C罗的童年故居，一栋位于圣安东尼奥区的小房子，墙上贴满了他年轻时的照片：穿着不合身球衣的少年，在泥地里踢球的身影，和家人的合影……讲解员是C罗的小学老师，她指着一张成绩单笑：“他数学只考了5分，但体育课永远是10分，那时他就说，要让马德拉岛的名字传遍世界。”
马德拉的葡萄园种在陡峭的山坡上，像级级绿色的梯田。农民们用绳索捆着身体，在几乎垂直的田埂上采摘葡萄，脚下就是万丈悬崖。“这里的葡萄酒要在橡木桶里陈酿五年，”酒庄主人说，“C罗每次回乡，都会来买几箱，送给国家队的队友。”他们品尝的“马德拉酒”带着焦糖与坚果的香气，甜而不腻，后劲十足，像这个岛屿的阳光一样浓烈。
从马德拉返回大陆，他们去了波尔图。这座被杜罗河穿城而过的城市，河岸两旁的酒窖像沉睡的巨人，空气中弥漫着波特酒的醇香。他们乘船游览杜罗河，看着工人踩着古老的木槽，用脚压榨葡萄，紫红色的果汁顺着木缝渗出，像流动的晚霞。
在一家百年酒窖里，调酒师给他们倒了杯二十年陈的波特酒，酒液呈深红宝石色，挂在杯壁上，像凝固的时间。“这酒要和奶酪一起吃，”调酒师递来一块羊奶芝士，“甜与咸，像杜罗河的水与岸边的石头，缺一不可。”
但葡萄牙的沧桑也藏在细节里。里斯本的老城区很多房子年久失修，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砖块；波尔图的地铁老旧不堪，行驶时摇摇晃晃，像要散架；小镇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国外打工，留下的老人守着空荡荡的酒吧，收音机里放着过时的法多歌曲，悲伤得让人想落泪。“就像这波特酒，”唐·本杰明看着杯底的残酒，“有醇厚的甜，也有挥不去的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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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不列颠
离开波尔图的那天，杜罗河上飘着细雨。唐·本杰明看着飞机窗外的伊比利亚半岛渐渐缩小，西班牙的红屋顶与葡萄牙的绿梯田，像被上帝打翻的调色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