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阳光，宛如一个温柔的使者，轻轻地爬上了勃利县城那古朴的青砖灰瓦。它的光芒穿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审判庭前那棵古老的槐树上，形成了一片片斑驳的影子。
谢文东身着一套洗得有些发白的灰布军装，这套军装虽然略显陈旧，但却被他整理得十分整洁。领口的风纪扣紧紧地扣着，仿佛是他对纪律的坚守；腰间的皮带则勒出了他紧实的腰线，显示出他的干练与挺拔。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那些未能亲眼见证今天的乡亲们。他的心中，始终怀着对他们的深深怀念和敬意。
谢文东的指尖，轻轻地捏着一枚被磨得发亮的铜扣。这枚铜扣，承载着一段沉重的历史。十年前，它曾属于隔壁的王大爷。那时候，日军肆虐，王大爷不幸被杀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大爷还紧紧地攥着给儿子留的麦芽糖，然而，糖块却在鲜血中融化，变得黏糊糊的，就像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疤，深深地刻在了谢文东的记忆里。
“东哥，别攥那么紧，手都白了。”张彩霞从身后递过来一块手帕，她今天换了身浅灰色的列宁装，头发梳成整齐的齐耳短发，衬得眉眼格外清亮。她指尖触到谢文东的手背，才发现他的手在抖——这个在战场上连中三枪都没哼过一声的男人，每次提起日军的罪行，都会像这样控制不住地发抖。
谢文东接过手帕，却没擦手，只是攥在手心里，声音有点哑：“我没事。就是想起当年在靠山屯，山本那狗娘养的，带着人把整个屯子都烧了，连三岁的娃都没放过。”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审判庭的大门上，那扇朱红色的木门上还留着弹孔，是去年解放县城时留下的，“今天，该让他们还债了。”
两人刚走到门口，就被一阵哭声拦住了脚步。一群穿着补丁衣服的百姓围在台阶下，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有缺了胳膊少腿的年轻人——他们都是被日军迫害过的受害者，今天特意来旁听审判。看到谢文东，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拄着拐杖走过来，抓住他的胳膊，眼泪顺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流：“谢营长，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我家老头子，我儿子，都被山本杀了，你一定要让他偿命！”
“大娘，您放心。”谢文东扶住老太太，声音格外郑重，“今天的审判，就是要让这些战犯受到应有的惩罚，告慰那些死去的乡亲。”
这时，审判庭的门开了，一个穿着黑色法袍的法官走出来，朝谢文东和张彩霞点了点头：“谢营长，张同志，审判马上开始，请进吧。”
两人跟着法官走进审判庭，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正面的审判席上坐着三名法官，两侧分别是公诉人席和辩护人席，最前面的被告席上，站着两个穿着囚服的男人——左边的是山本一郎，他曾经是日军驻县城的联队长，脸上一道刀疤从眼角划到下巴，眼神依旧凶狠，只是多了几分狼狈；右边的是渡边雄一，他是山本的副官，低着头，双手攥得紧紧的，脸色苍白得像纸。
谢文东和张彩霞走到证人席坐下，刚坐定，审判长就敲响了法槌，清脆的声音在审判庭里回荡：“现在，开庭！对被告人山本一郎、渡边雄一的审判，正式开始！”
首先发言的是公诉人，他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卷宗，声音洪亮地念着山本和渡边的罪行：“被告人山本一郎，在1938年至1945年期间，担任日军驻本县联队长，多次指挥部队对我县百姓进行屠杀，共计杀害无辜百姓三百余人；1942年，在靠山屯使用化学武器，导致该屯五十余人中毒身亡；1944年，抢劫我县粮库，导致数千百姓在寒冬中饿死……”
每念一条，台下的百姓就发出一阵愤怒的咒骂，山本一郎却依旧昂着头，嘴角甚至带着一丝不屑。等到公诉人念完，审判长看向他：“山本一郎，你对公诉人指控的罪行，有何异议？”
山本一郎抬起头，眼神凶狠地扫过台下的百姓，用生硬的中文说：“我没有罪！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那些支那人，都是劣等民族，杀了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你胡说！”台下的百姓立刻炸了锅，一个年轻人激动地站起来，指着山本一郎骂道：“你这个刽子手！我爹就是被你用刺刀挑死的，你还敢说你没罪？”
审判长赶紧敲响法槌，维持秩序：“肃静！请被告人注意你的言辞！现在，有请证人谢文东出庭作证！”
谢文东站起身，走到证人席中央。他没有看山本一郎，而是看向台下的百姓，声音平静却带着千钧之力：“我叫谢文东，曾经是黑风寨的寨主，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我亲眼见过山本一郎的罪行，也亲身经历过他的迫害。”
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本泛黄的账本和一叠黑白照片。“这是1944年，我们从日军据点里搜出来的。账本上详细记录了山本一郎抢劫百姓粮食、财物的数量，还有杀害百姓的名单；这些照片，是他和他的手下杀害百姓后，为了炫耀拍下来的。”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