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的主要产业虽然在山西,但是范宝贤这个族长如今坐镇京师,每个月只回山西老家几日时间。
范宝贤明白,范氏的生意,已经和以往任何生意都不同了。
不紧紧跟着朝廷,随着朝廷的风向走,范氏的富贵可能顷刻之间烟消云散。
所以随着范氏票号账上的余额越来越大,范宝贤却越发的谨慎低调,他也比任何商人都要关注朝廷的动态。
《商报》总编范宽也是如此,原本《商报》的总编部是在直沽的,毕竟《商报》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商人之间互通有无,交换商业信息的报纸。
直沽是港口城市,消息灵通,是北方的商业重镇。
但是随着中书门下五房的报业协会成立,中书门下五房的定期见面会已经成了常态,范宽待在京师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没办法,京师作为朝廷的政治中心,是大明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既然要办报,必须要掌握京师的消息。
范宝贤首先说道:
“族里参与澳洲殖拓股票案子的人不少,这也是正常的事情,商人逐利,谁能放着眼前的利益溜走?”
“所幸的是我们范氏几个大房都没参与,这些投资的人也不敢打着范氏名号,及时做好切割就行了。”
听到这里,范宽松了一口气。
日?昌的案子,让范氏更加谨慎,严令范氏子弟打着范氏的旗号办事。
《商报》消息灵通,知道这一次朝廷就要出手了,那这次案子估计是和日?昌案子一样的大案。
以如今内阁的权威,又有中书门下五房的襄助,范宽可不觉得那些幕后组织者,能够逃过一劫。
范宽试探性的问道:
“家主,听说这次案子背后,是京师和南京那几家?”
范宝贤点头说道:
“正是那几个破落户。朝廷已经给了贵戚之家很多次机会了,奈何他们都没能把握住。如今却干出这样的事情。”
大明的勋贵之间,其实贫富差距也很明显。
开国的勋贵之中,能在胡惟庸案、蓝玉案保全家族的本来就不多,再经过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役,还能留存下来的就更少了。
靖难功臣,很多又在土木堡中折损。
加上勋贵家族丧失了将门传统,腐化堕落的更多,等到了隆庆时期,还能保持权势的,只有魏国公徐达、黔国公英、英国公张玉,成国公朱能、定国公徐增寿这五家的后代了。
这五家的家主,现任黔国公沐昌祚,也就是昌佑的兄长。
成国公朱时泰,是安南军参谋长朱时坤的兄长。
定国公徐文堂,是如今勋贵中的第一人。
魏国公徐鹏举,家族世代居住在南京,和南京镇守太监,南京兵部尚书一起,位列南京三巨头。
英国公张溶,是现任勋贵之中辈分最高的,这位老国公最大的爱好,就是和武清伯李伟比种菜,上一次种植大赛结束之后,这位英国公干脆搬去了城外的田庄,发誓要在亩产上超过武清伯李伟家的田地。
但是这些勋贵的没落,朝廷也不是没给机会。
特别是隆庆朝,今上可是给了勋臣们好几次翻身机会。
最大的机会就是武监了。
武监的前两期,勋贵子弟是可以直接入学的。
比如刚刚恢复爵位的诚意伯家,诚意伯世子刘荩臣,他武监毕业后,也进入禁卫军,后来跟着李如松上书东北军策,调入总参谋部。
刘荩臣在总参谋部也做了不少事情,得到了皇帝的几次嘉奖,眼看着诚意伯家就要恢复荣光了。
可能和诚意伯那样,将世子送入武监的勋贵家族毕竟还是少数。
也有一些家族,将不成器的次子塞进武监,这些人成材之后,还带也能照应一下家族。
但也有不少冥顽不宁的勋贵家族,没有响应朝廷号召,派遣子弟加入武监。
等到了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机会,进入武监需要考试,他们的子弟只能先入武监预科了。
除了武监这个机会之外,当年太子在东宫搞的商铺,也邀请勋贵入股,但是那时候除了武清伯等几家积极入股之外,很多勋贵都找理由推脱,认为是皇室的摊派搜刮。
后来东宫商铺年年分红,他们看的也眼热。
还有铁路公司股票,倭银公司的股票,如果已经上了车的勋贵,至少还能保一个富贵。
但偏偏就有那么几个倒霉蛋,或者说是眼光短浅之辈,生生错过了全部的机会。
大同范氏的票号,扎根于整个大明的金融体系,消息比官府还要灵通。
其中介入最深的,是安远侯家族。
安远侯邓继坤,他的家族是原本卫国公愈的后代,因为李善长案件被株连,爵位中断。
在世宗朝的时候,嘉靖皇帝册封邓继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