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甚至可能被用于外交礼品或宫廷装饰，暗合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矛盾心态。

    在洋务运动的背景下，蛋白石相关实验更具现实合理性。彼时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洋务企业已引入西方机械，虽未达到纳米级加工精度，但传统工艺与西方技术的结合为故事提供了戏剧冲突。例如，工匠可能尝试用传统碾玉工艺研磨蛋白石，却意外发现其在显微镜（洋务运动期间已传入中国）下呈现的奇异结构，进而引发对“洋人造物秘术”的猜想。

    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的应用也可与洋务运动的技术引进相呼应。当时清廷已开始接触西方化学与冶金知识，若设定留洋归国的科学家试图用金银纳米颗粒（通过传统炼金术改良）模拟现代表面处理技术，既符合历史技术发展水平，又能展现东西方科技碰撞的戏剧性。这些实验虽因技术局限难以成功，却为故事埋下“技术未竟”的悬念，暗示晚清科技探索的艰难与悲壮。

    将蛋白石设定为洋务运动实验品，可深入挖掘晚清社会的多重矛盾。一方面，守旧派官员可能将蛋白石视为“奇技淫巧”，质疑其对富国强兵的实际意义，甚至借题发挥弹劾洋务派，引发朝堂党争；另一方面，民间舆论对西方科技的好奇与恐惧交织，蛋白石实验的神秘性可能被传为“妖术”，与当时教案、义和团运动等排外事件形成呼应。

    在经济层面，蛋白石贸易可与晚清海关、洋行等元素结合。外国商人可能利用清廷对蛋白石的认知盲区，高价兜售低品质矿石，或暗中操控实验数据，凸显半殖民地背景下中国在技术引进中的被动地位。而实验经费的来源——无论是官银拨款还是民间集资，都将成为揭示晚清财政困境与官僚腐败的切入点。

    相较于“大明官银”的设定，晚清洋务运动背景使故事更贴近闪电岭蛋白石的发现时间，同时赋予科学探索以历史厚重感。洋务运动本身的复杂性——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技术引进与文化认同的矛盾、改革派与守旧派的对抗，都为故事提供了丰富的戏剧张力。蛋白石实验可作为一面棱镜，折射出晚清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的迷茫与挣扎，使科幻设定不再悬浮于历史之外，而是成为理解特定时代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