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民们说他“孤僻”。
“孤僻”在罗刹国是一种比酗酒更坏的毛病。酗酒至少还能在雪夜给旁人递个火，孤僻却连火都不肯借。伊万不加入集体农庄的夜班，不出席“反宗教”宣讲，甚至不在五一节抬着斯大林像游行。他的理由永远只有一句：“膝盖疼。”可没人见他瘸过。于是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膝盖不疼的瘸子”。
绰号像油污，一旦沾上就很难洗掉。油污滴进茶炊、滴进澡堂、滴进教堂改成的俱乐部，滴得全镇都是。孩子们唱着改编的童谣：
伊万瘸，伊万怪，
夜里抱个断手怪，
不给糖，就咬你，
咬到骨头变成海……
童谣的末尾那句“变成海”毫无逻辑，却像撬棍一样撬开大人的嘴：断手？什么断手？于是孩子们把从父母那里听来的碎片拼成一幅完整的恐怖拼图——
“镇外废弃矿井里长出一只会说话的断手，谁要是敢在月圆之夜靠近，它就会爬进你的口袋，替你签字画押，把你的灵魂租给‘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是谁，没人说得清，也许是白军残部，也许是德国间谍，也许是1929年大饥荒里饿死的富农。在斯托尔贝，只要一句“也许”，就能让恐惧活过整个冬天。
伊万第一次看见那只手，是在公历十一月三十日，旧历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前夜。
那天他照常在森林里转悠，寻找可以换书的干柴。罗刹国的书比面包贵，区图书馆的负责人——一个满脸冻疮的小伙子——愿意用一本二手《死魂灵》换三捆白桦木。伊万想读果戈里，他需要知道“庸俗”究竟长几颗牙，才能把它从自己的肋骨间拔掉。
傍晚，雪雾压顶。他踩着滑雪板穿过一片枯死的云杉，忽然听见“咚”的一声，像有人把冻硬的尸体扔进深井。伊万循声而去，看见一口被木板封死的矿井。木板裂了缝，缝里透出暗红色的光，像有人在里面点着一盏用血浆做燃料的灯。那光一闪一闪，闪到第三次时，一只苍白的手从缝里探出来，手腕齐根而断，却不见血。手背上布满细小的眼睛，眨得飞快，像一群惊慌的苍蝇。
伊万后退一步，雪橇板在冰面上刮出刺耳的尖叫。那只手似乎被这声音吓到，五指猛地攥紧，指甲缝里挤出黑色粉末，粉末落在雪上，发出腐蚀的嘶响。紧接着，一个声音直接钻进伊万的颅骨——不是俄语，不是任何人类语言，却让他听懂了每一个字：
“孤独者，带我走。
你不必合群，
群会自己合你。”
话音落下，手背上的眼睛同时闭上，矿井里的红光熄灭。伊万杵在原地，呼出的白气在他面前结成冰晶，像一排细小的牢笼。他忽然想起母亲临终的话：“万尼亚，别怕冷，冷是活人才能感到的东西。”
那天夜里，伊万把那只手揣进大衣内袋。手很轻，像一截晒干的芦苇，却在他胸口发出低沉的震动，仿佛一颗别人的心脏替他跳。
第二天，整个斯托尔贝都知道“伊万捡到了宝贝”。
消息是杂货店老板娘彼得罗芙娜散播的。她清晨去井边打水，看见伊万从森林方向回来，大衣鼓出一截不自然的轮廓，像偷偷揣着一根面包。彼得罗芙娜的想象力被饥饿年代训练得比狗还灵，她立刻断定：伊万带了“违禁品”。
“违禁品”在罗刹国可以是一条美国巧克力，也可以是一尊圣像，更可以是一只会长出眼睛的断手。彼得罗芙娜选择最惊悚的版本——因为越惊悚，越能在集体澡堂里换来最长的叹息与最高的水温。
不到中午，镇公所门前就聚起一堆人。阿尔乔姆·伊万诺维奇——集体农庄主席，一个能把“集体”两个字说得像两枚铁钉的人——站在台阶上，用扩音器喊话：
“同志们！有人私藏危险生物！
这是旧时代残渣对苏维埃联盟的挑衅！
我们必须把那只手夺过来，
交给区里的科学家做实验！”
人群里爆发出零星的掌声，更多的却是交头接耳：
“听说那手能预言天气。”
“听说它知道地下哪里有黄金。”
“听说它会在夜里替主人写申请书，一写就批，一批就发粮票！”
流言像雪球，滚过每一条结冰的巷子，滚到伊万的小木屋前，变成一堵实实在在的“人墙”。
伊万被敲门声吵醒。他打开门，看见全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挤在他家篱笆外，鼻尖冻得通红，眼里却燃着绿色的火。阿尔乔姆站在最前排，手里举着一份盖红章的文件：
“斯维特洛维奇同志！
经镇革命委员会一致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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