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车间是厂里最早的车间，墙上的标语还是1928年的，红漆剥落，只剩下“全世界无产者……”几个残字，后面被划掉了，改成了“……联合起来顺从”。那台老冲压机蹲在角落里，像一头患了关节炎的恐龙，浑身锈迹斑斑，只有冲压头还亮得刺眼，像是某种不肯腐烂的眼睛。
“你来了。”一个声音说。
伊里亚吓了一跳，转身看见一个老头站在他身后，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胸口别着一枚“1905年革命老兵”的徽章——那徽章看起来比老头本人还老。
“我是彼得罗夫的叔叔。”老头说，声音像是从一台漏气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我来教你修这台机器。”
“彼得罗夫？”伊里亚愣了一下，“那个跳河的？”
“跳河？”老头咧嘴一笑，露出空荡荡的牙床，“不，他是被机器吞了。这台冲压机……它吃人。”
伊里亚没说话，他想起考勤钟的呜咽，想起食堂里永远只剩半块发霉黑面包的饭盒，想起更衣柜里每天多出的陌生补丁。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发现它正朝着与人群相反的方向延伸，直到消失在车间尽头的蒸汽阀门后面。
“开始吧。”老头说，递给他一把扳手，那扳手冰凉得像是从死人手里拿过来的。
接下来的三个月，怪事开始像卢加的雾气一样，无声无息地渗透进伊里亚的生活。首先是食堂的铝制饭盒——无论他装多少食物，打开时都只剩半块发霉的黑面包，面包上有时还留着牙印，像是有人先尝了一口。然后是更衣柜里的工装服，每天都会多出陌生的补丁，那些补丁缝得极其工整，针脚细密得像是从皮肤里长出来的。最离奇的是考勤钟，每当伊里亚打卡时，机械齿轮就会发出类似呜咽的声音，像是有人被困在里面，用生锈的指甲刮擦着铁壁。
某个暴风雪肆虐的午夜，加班后的伊里亚在工具间发现了库兹涅佐夫的秘密。主任正蹲在角落里，用蘸水钢笔往《生产进度表》背面画符咒，那些扭曲的西里尔字母像被烫伤的蚯蚓，在纸上痛苦地蜷缩。当伊里亚看清某个符号时——那是用血写的“顺从”——车间所有的吊灯突然爆出电火花，在雪夜里绽开诡异的紫红色光晕。
库兹涅佐夫抬起头，琥珀色的左眼在黑暗中闪烁着猫科动物的光。他咧嘴一笑，露出两排整齐得可疑的牙齿：“你看见了，索罗金同志？”
伊里亚没说话，他注意到主任的影子正在地板上蠕动，像一条被切掉头颅的蛇，断口处滴落着黑色的液体。那液体落在水泥地上，发出腐蚀的嘶嘶声，冒出一缕缕白烟，烟里浮现出细小的字迹——全是《工人行为规范》的条款。
“顺从是美德，”库兹涅佐夫轻声说，“但反抗……是艺术。”
他站起身，影子也跟着立起来，却比本人高出一倍，头部顶到天花板，分叉成数十条黑色触须，像一棵被闪电击中的枯树。那些触须缓缓伸向伊里亚，尖端长着细小的牙齿，每一颗都刻着“顺从”二字。
伊里亚后退一步，撞上了工具架，一把铁锤掉下来，砸在他脚背上。疼痛让他清醒过来，再抬头时，工具间里只剩他一个人，地上留着一滩黑色的黏液，像是一滩被冻住的影子。
与此同时，阿克西尼娅最近总在凌晨三点惊醒。梁赞省的老家传来消息，祖宅的东正教堂壁画上，所有圣徒的眼睛都流下了沥青般的黑血。更诡异的是，她每天擦拭的医院走廊地面，总会在次日清晨浮现出儿子的名字，用某种发光苔藓拼成，字迹工整得像是从《工人守则》里拓下来的。
“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索罗金。”
那些苔藓在黑暗中发出淡绿色的光，像是一群被囚禁的萤火虫，拼出那个名字后便死去，第二天又会有新的苔藓长出来，继续这个永无止境的仪式。
1937年主显节前夕，伊里亚发现自己的影子开始反向生长。当他在红色索具厂食堂排队时，影子却朝着与人群相反的方向延伸，直到消失在食堂尽头的蒸汽阀门后面。更可怕的是，影子偶尔会脱离他的身体，蜷缩在工具箱里发出类似啜泣的声音。
“你母亲教你的顺从，正在杀死你。”某个雪夜，影子突然开口说话。它的声音像是从生锈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带着电流杂音和铁锈味。伊里亚看着自己在机床上的倒影，影子的嘴角正在渗出暗红色的液体，那液体滴在金属表面，发出腐蚀的嘶嘶声，冒出一缕缕白烟，烟里浮现出细小的字迹——全是《工人行为规范》的条款。
与此同时，卢加市开始流行一种怪病。患者会突然丧失记忆，只记得要“绝对服从”。最先出现症状的是市苏维埃大楼的文书们，接着是教师和工程师。病人眼球会变成乳白色，瞳孔位置浮现出细小的锁孔状纹路，像是有人在他们眼睛里安装了微型保险柜。医生们束手无策，只能在病历上写“急性集体性顺从综合征”，然后给每人发一本《工人守则》，让他们每天朗读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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