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则：苏轼科举编典故。
宋代叶梦得编纂的《石林燕语》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苏轼在策论中，为了表明历代君王处理奖惩奖罚的时候，都是采用宽大原则的观点。
在策论中虚构了一个典故：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尧帝时期，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员。
有一次，皋陶在审理一个案件时，三次提出要判处死刑，而尧帝则三次表示宽恕。
苏轼用这则故事表达了统治者应该对刑罚慎重。
负责阅卷的是欧阳修、梅尧臣，他们翻遍脑海也没有这个典故的出处。
主考官欧阳修还开玩笑的问梅尧臣：“圣俞兄，你和皋陶同为‘尧臣’，连你也没听过这典故吗？”
梅尧臣倒是对欧阳修的调侃无所谓，反而认真的回答：“也许这位考生学识渊博，看过我们没注意的书吧！”
其他考官们纷纷开始对这篇文章发表意见，他们认为文章无疑是好的，就算是有一个没有出处的典故，也不影响文章的质量。
所以一部分考官就认为这篇文章就该是状元。
可还有一部分考官说：“典故如果是胡编乱造杜撰的，结果却成了状元，这岂不成了千古笑谈？”
所以他们认为不应该给状元，只能给个第二名。
主考官欧阳修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而这个典故大家确实没有找到出处，想来想去怕被人说徇私，决定给个第二名。
因为自采用科举取士以来，科举就是国之大事，任何一点可能引起舆论的事都不能做。
一个找不到出处的典故，得了状元，恰好还是主考官的学生，若被百姓怀疑科举舞弊，伤了读书人的心，会动摇统治根基！
所以，这篇文章只得了第二名。
阅卷结束，放榜之后，众人才知道这份《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写的。
而后，苏轼前往拜见梅尧臣，梅尧臣就问苏轼这个典故出自哪本典籍？
苏轼回答：“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
就像咱们现在语文考试写作文，总是爱瞎编名人名言一样，苏轼说：摊牌了，不装了，我是为了表达观点瞎编的。
欧阳修也好奇，翻遍家中典籍，也没找到。
梅尧臣把苏轼的回答讲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听完哈哈大笑，反而觉得苏轼很自信，不走寻常路。
欧阳修对梅尧臣说：“读苏轼的文章，太爽快了，看来我要避一避，放他出人头地了！”
在某些书籍里还记载苏轼面对欧阳修的提问，举了一个三国时期的例子。
曹操将袁绍的媳妇甄宓赐给儿子曹丕。
孔融大为不满，上书言：周武王将妲己赐给弟弟周公。
曹操懵了，妲己不是被姜太公杀了吗？怎么会赐给周公了？
孔融本就是为了嘲讽曹操，阴阳怪气的说道：“吾以今人之事推测古人，想当然耳，并无出处。”
说完，苏轼就向欧阳修请罪。
但欧阳修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告诉自己儿子：“有苏轼在，三十年后，估计世人就不会再提起我了。”
这就是最近在网络流传甚广的苏轼编典故的出处。
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如今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搜到，甚至早些年间，这篇文章还在高中语文课本中，要阅读理解并背诵。
博主并不是想说这个典故，不是苏轼编的。
而是想说极大可能是苏轼记错了，然后灵机一动说是自己瞎编的。
因为这个典故有出处。
在《礼记?文王世子》中有一章和苏轼的理论高度相似：“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
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辟。’
公又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辟。’
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于甸人。”
所以，苏轼很可能不是瞎编，而是记错了，或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故意将这段故事套在尧身上。
既然有出处，为何要说是自己瞎编？
就像现在写作文一样，你写一句名人名言，名言对了，但名人写错了，或者编一段名人故事，故事很有哲理，但名人写错了，老师会怎么看你？
是不是会觉得你读书不认真，不用心记忆？
但你编了一段很有哲理的名言或者故事，套在名人身上，但老师找不出这段故事的出处，跑来问你，你回答，我瞎编的。
大部分认真教书育人的老师会怎么想？
老师是不是会觉得自己教出一个文学天才？编的故事都富有哲理，给你一个高分？
宋代有个诗人叫杨万里，他在《诚斋集》就曾说过：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