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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打算给周先生以及他的理学思想和理念单独成文。
通过王安石这两年的职务变迁来看，很明显的是“组织”正在对他进行重点培养和锻炼。放眼整个京城的一众高官，前首相文彦博和现任首相富弼早就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可堪大用之才，而曾经在扬州为官时当过王安石顶头上司的次相韩琦在当时就曾经有过要把王安石收为门生的打算乃至是行动，只是被王安石给婉拒了，至于理由和原因，王安石在私下里曾向亲近之人坦言自己和韩琦不是同道中人。
除此之外，现任御史中丞包拯也是王安石的老上级，现任翰林学士兼开封知府欧阳修更是对王安石的为人和才华赞不绝口，朝中的士大夫们也以自己能够结识王安石而引以为幸。可以说，除了自视甚高的苏洵以及受他影响颇深的两个儿子外，天下的文人和士大夫们没有一个不仰慕王安石此时的煌煌盛名，未来的王相公在这时堪称大宋集偶像派和实力派于一体的超级巨星。至于老苏为什么不对王安石感冒，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
提到了王安石，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那个在历史上几乎与他形影不离的好友兼克星——司马光。这时候的司马光同志也回到了京城，他的职务是开封府推官，此时正在欧阳修的手下办事。这俩人如今又有机会拌嘴了，至少这时候的他们还都彼此相看两不厌。 不过，王安石这次回来除了述职和履新外，他还给赵祯呈上了一颗炸弹——上疏请求变法！
此时的王安石三十七岁且在政治上正值锐意进取和风华正茂的年纪，此时的赵祯四十八岁，但他已经登基三十六年且开始饱受风疾的折磨。说不好听一点，赵祯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如何才能活得更久一点，另一个他最在乎的就是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生出一个儿子。除了这两件事，别的事都很难让赵祯上心，除非是辽国人又打过来了。
以上的这两个事实决定了身为臣子的王安石在将自己胸中的这一团烈火摆在赵祯面前时会收到怎样的回应，更何况王安石此时的变法主张和思想虽然没有后来那般宏大和激进，但也足以震撼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以及体系，赵祯连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所带来的撕裂和裂变都无法接受，那么他又怎么可能接受王安石的这一套主张呢？但是，这些都不是王安石现在所能考虑到的，他只知道自己为官十余年的所见所闻和所为已经让他深刻地意识到立国已近百年的宋朝眼下已到了非变革出新的地步，要不然宋朝就只能在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上迎来不可避免的腐朽乃至是灭亡。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且把这句话付诸于行动，而非只是放在嘴边说道，这是王安石在“唐宋八大家”里独树一帜的地方。无论是韩愈、欧阳修还是苏轼，这些人其实也可称之为政治家，可他们当中没有人有过那种站在睥睨天下的高度去俯视整个国家和百姓的格局和意识，他们或许也关心百姓疾苦，也对社会的现实问题感到忧心，可他们终究还是更关心自己的一日三餐以及如何管理好自己手里的那一亩三分地。这其实也没错，他们这叫恪尽职守，天下之事是天子才去考虑的问题，甚至有时候连宰相都不得与闻，而这也正是他们与王安石之间的在政治格局上的差距之所在。
欧阳修和苏轼都对物欲和私欲有执念，他们是典型的具有小资情节的文人，挥毫泼墨于他们而言是情怀，做官言事于他们而言是本分，如此便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和人生。可是，王安石不是这样，他虽文艺但却一点也不小资，更是不怎么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衣食住行更是一点也不讲究。高官厚禄、金银美色、美酒佳肴，这些人间情趣都无法让王安石意乱情动，他所追求的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可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你又该如何？
很多人终其一生不为富贵名利，但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并由此获得社会的认可，他们所追求的是人生的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如若不能，他们就会痛苦，所谓的不能流芳百世就要遗臭万年便是这种现象和心理的最真实写照。比如，西夏国的那位大相国张元同志。王安石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但同时他也是儒学家，更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简单说，在命运面前，在天命和时局面前，他虽志存高远但却不执拗，不会逆流而动，更不会为难自己。
这种说法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看法，因为谁都知道某些人送他的那个绰号——拗相公，但是请注意，我们说他不执拗不是在说他做事，而是在说他做人。一个懂得顺势而为的人会在时局不利之时选择退让或隐忍，但当时机出现却往往以迅雷之势行非常之举。如果没有后来的宋神宗，我相信王安石很有可能终生不会再提变法之事，而是就此做一个辗转东西南北的地方官员并潜心治学最终成为一代大儒，他很清楚自己的那一套强国理念若非遇到懂他的明君，否则就永远只能是空谈，所以他需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