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之道》明确规定：
第一、两派的观点均可书写成稿，送于《汉报》社发表。
第二、任何文章都必须实名。没有具名者，一律不予发表。
第三、文章上可以畅所欲言，《治理之道》均会给予发表，还有稿费。
第四、任何文章，《汉报》社都会在文章之后，写出简短的点评。点评只代表《汉报》社的观点，不代表朝廷的观点。
第五、不得评价大汉军制。妄评大军军制者，人头落地。
朝廷在这场大辩论中，采取中立态度，并从所有文章中汲取有益之处。
第五、任何文章只能阐述观点，不能做人身攻击和无端谩骂。
《汉报》社属于大汉礼部，礼部会对天下文士进行定期评价。
一旦被礼部评为劣士、文痞或文贼，其名单皆会公布于《汉报》之上，严重者礼部可要求刑部出面调查并定罪。
这些人被大汉礼部分为了三类：
最低是“劣士”。以口头或文章，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无端谩骂。
此类人，将身背“劣士”之名，亦会受到永远不能参与科考，永远不能为官为吏的惩处；
然后是“文痞”。以骂人为己任，以驳斥一切为宗旨者。
此类人除施以劣士之惩处外，还会被朝廷单设农庄，不得携带任何仆人，只能自行耕种，自食其力，亲自践行大汉新制的优劣。
践行期限三年起步，上不封顶。
最高为“文贼”。罔顾事实，造谣传谣，恶意诽谤，肆意抹黑他人，以文而乱大汉者。
此类人将入河州劳改营，期限五年起步，上不封顶。
以汉代文人注重名声的习性，不要说背上“文贼”的名号了，哪怕是背上“劣士”的名号，他们可能都会羞于见人，甚至是一死了之。
汉代的文人真有不怕死的。
想想因触怒曹操而被直接或间接杀害的那些文人，孔融、边让、崔琰、祢衡、荀彧、杨修、许攸……个个都是头铁的很。
可当朝廷真的砍了几个觉得自己头铁而妄评军制的文士之后，评价军制的人便销声匿迹了。
内阁的策略便是，只要你不触及底线，不被评为劣士、文痞或文贼，你就不会因言获罪。
有标准在，如果你再没有底线，惩戒也好，治罪也罢，也都有了依据。
当然，礼部对文士的评价不仅有严格的标准，还必须有实证。
这方面真不能任意而为。
总之，内阁的诏令及《汉报》社的措施，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你可以随意指出新制或旧制的弊病，但要保持文士的修养。
天下读书人来势汹汹的“大抨击”，变成了“大辩论”，又逐渐变成了讨论……
进入了公历396年后，由于大汉民众的生活越来越好，于是这场天下大讨论，又逐渐朝着赞颂大汉新制的方向在转变。
直到蔡成醒来之前，《治理之道》上，已然很少看到反对大汉新制的文章了。
在众人随陛下出巡之前，《治理之道》上文章的风向，又有了新变化。
由于朝廷工程署下属的工程队，在这些年间不断兴修水利、铺路搭桥，百姓也在努力农耕、植树造林，对于“治理之道”的赞扬，转向了对某个工程利弊的评价。
于是，荀彧在离京前，已经通知礼部，停止发行《治理之道》，转而将《汉报》扩大到八版，其中一版专门刊登那些评述大汉重大工程的文章。
听到这里，一直在旁听的崔烈惊叹道：“高！实在是高！不知此策为内阁何人提出？”
崔烈怎么在这里？
自离开函谷关后，这些前朝旧臣便提出一个要求，那便是他们也要听荀彧与蔡成之间的交谈。
荀彧说，所聊之事，皆为成公子沉睡后发生的事情，诸公尽知。
可杨彪、崔烈、马日磾、阴修等人却说，对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他们多数只知道一个结果，哪怕探知一些过程，仍然对过程不甚了了，更不要说内阁的决策过程了。
所以，荀彧这么一说，他们就更想听了。
而蔡成和荀彧也起了笼络这些前朝旧臣之心——毕竟当前朝廷重要职位，还有着很大的缺口，总不能指望大学堂的农家学子短短数年间，就能成长到担任朝堂重臣吧？
从蔡成入京算起至今，也仅仅是五年时间，从低级官吏成长到能立于天下之巅，现实吗？
荀彧一直想着把这些闲置的前朝旧臣用起来，可这事儿牵一发而动全身。
以这些前朝旧臣与北方世家大族的联系，荀彧必然投鼠忌器。
更何况这些人大多都参与了当年“兖徐犯青州”的谋划……
如今蔡成醒来，荀彧突然之间有了主心骨，仿佛什么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