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意微微点头。
“这个体系在某种意义上非常伟大。它给了全世界的演员一套可以反复使用、可以传授、可以检验的工具。这套工具让表演从一个神秘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天赋，变成了一门可以学习的技术。”杨简顿了顿，话锋忽然一转，“但在片场，当摄影机架好，灯光打好，所有人都在等你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跟演员说‘你的贯穿动作是什么’。”
台下有几个人笑了，但也有一部分人没有笑，他们听出了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因为那套工具，不应该在片场用。”杨简把身子微微前倾，看着台下，“你刚才问题的核心矛盾就在这里——你以为理性分析和直觉创作是两套并列的系统，要么用这个，要么用那个。对不对？”
张晚意嘴唇动了动，但没说话。
“不对。”杨简替她回答了，“它们不是并列的关系，是前后的关系。理性的工具——斯坦尼的分析方法，角色的最高任务，贯穿动作，这些都是在前期准备阶段完成的。在排练厅里，在围读会上，在你一个人在家揣摩剧本的时候，你要把角色从头到尾拆解得清清楚楚。他是谁？他想要什么？他为什么想要？他用什么方式去争取？他最怕失去什么？这些分析，做得越细越好，越深越好。”
他话锋又一转。“但当摄影机开始转动，当你穿着角色的衣服站在那个空间里，面对你的对手演员，你怎么办？你还能在脑子里想‘我现在要执行贯穿动作A，衔接最高任务B’吗？”
他自己摇了摇头。“不能。那套工具，在那一刻就变成了枷锁。你不能双线程运行——一边执行程序，一边写程序本身。这是不可能的。斯坦尼他自己晚年为什么否定了他早期的很多理论？就是因为他发现任何成功的表演都不是靠公式推导出来的。当然——”他顿了顿，语气忽然轻松了一些，“前提是你确实会这些，并且运用得很熟练。”
这句话说出来，台下几位老师不自觉地点头。张晚意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手指在大腿侧面轻轻敲着，像是在默记什么。
“梅姐刚才说的那个切水果的例子。”杨简转过头看向梅雁芳，“梅姐拍那场戏的时候，没有在脑子里分析这个角色的最高任务。但在围读剧本的那三天里，梅姐问了我无数个问题——这个女人以前是做什么的？她嫁人之前家里是什么情况？她最怕的事情是什么？她对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偏心？这些问题的答案和思考，在她开拍之前就已经消化完毕了。”
梅雁芳接着补充了一句。“阿简说得对。我在拍之前做的功课，让我变成了那个女人。所以我站在厨房里的时候，不需要再‘想’怎么切水果。我就是她，她切水果就是那样切的。”
张晚意终于点了点头。但他没有坐下，而是继续追问了一句。“那么师哥，如果是一个新人演员——比如我们这种还没出校门的学生——前期的理性分析做得再充分，到了片场还是会紧张，还是会脑子一片空白。这个时候，理性分析还没来得及内化成直觉。怎么办？”
杨简看着他，笑了。“这个问题问得更好了。”
他转过头，向辛爽的方向微微抬了抬下巴。“辛爽，这个问题你来帮他解答一下。”
辛爽正坐在第二排走神——准确地说，是在那本已经翻烂的笔记本上画走位图。听到杨简点自己的名，他本能地站起来，动作有点猛，椅子腿刮过地板发出一声刺耳的“吱嘎”。台下有人偷笑，他也不在意，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话筒。
“新人演员嘛。”辛爽的声音不算大，带着他特有的慢条斯理，“这个问题我确实有发言权。因为严格来说，我是第一次当执行导演，在《寄生虫》剧组，我很多时候就是‘新人导演’。尤其是在我偶像的剧组，我紧张到什么程度呢？第一天到片场，手里拿着对讲机，我愣是忘了该按哪个键说话。”
“想不要紧张到这个份上，你得学会拆解。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新人演员，脑子里分析了一大堆角色的东西，到了片场全忘了。怎么办？不要想着把所有东西都演出来。你只想着一个东西——这场戏里，你的角色最想要什么？只此一个。这个就是斯坦尼说的‘单位任务’。”
他把话筒换到另一只手里，语气越来越笃定。“比如某一场戏，你的角色想‘说服对方’。你进了片场，别的什么都不想，只想一件事——我要说服他。怎么说服？用台词说服不了就用眼神，眼神不行就用身体，身体不行就用沉默。你只要死死咬住这一个任务不放，你的所有表演就都有了方向和推力。那些复杂的背景分析，你演的时候根本不用想——它们会自动从你的眼神、姿态和语气里透出来。因为你在前期做功课的时候，已经把这些东西埋进潜意识里了。”
张晚意安静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举起话筒，问了一个完全不在原计划内的问题。“辛爽导演，您刚才说‘用沉默说服对方’。这个沉默，在镜头里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有内容的沉默’，而不是‘忘词的沉默’？”
这个问题让礼堂里的老师们脸上都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