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赠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夜风灌进来，带着初夏特有的潮气和远处剧组盒饭的味道。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呼出来。
“天眞姐，”她说，没有回头，“我想好了。我要拍一部关于我家乡的电影。不是那种旅游宣传片，是那种——让人看了之后，想去那个地方，又害怕去那个地方的那种电影。因为那个地方有我所有的记忆，好的坏的，都有。”
杨天眞看着她站在窗边的背影，嘴角微微上扬。“那就去拍。不要等，不要想太多，不要怕拍不好。拍不好就再拍一部。电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是一辈子的事。”
曾赠转过身，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她脸上投下一层银白色的光。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星星。
“嗯。”她说。
王一淳站起来，走到曾赠旁边，也看着窗外的夜景。“我要拍一部关于女人的电影。不是那种男人想象中的女人，是真实的女人。会哭，会笑，会软弱，会坚强，会自私，会无私，会爱，也会恨。不是符号，不是标签，是人。”
刘紫微也站起来，三个女导演并排站在窗前，看着横店的夜色。
“我要拍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刘紫微说，“不是那种‘青春疼痛’的成长，是那种——你慢慢发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慢慢接受自己的平凡，但还是在平凡里找到一点不平凡的意义的那种成长。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是正剧。生活本身的样子。”
杨天眞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三个女人的背影，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她不是导演，不是演员，不是编剧。她只是一个经纪人、一个纸制片人，一个在幕后工作的人。但她知道，这些年轻导演的梦想，需要有人支持，有人保护，有人在他们迷茫的时候给他们指一条路。
她站起来，走到她们身边，也看着窗外。
夜风从窗户灌进来，吹动了窗帘，吹动了她们的头发，吹动了茶几上那些零食的包装袋。
远处，横店的某个角落，又有一个剧组喊了一声“卡”。
又一个镜头拍完了。
又一帧画面被记录了下来。
又一段故事，正在被讲述。
......
热闹了几个小时后，杨天眞房间的灯终于灭了。三位女导演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走廊里恢复了安静。
但在贵宾楼的另一头，辛爽的房间还亮着灯。
他没有睡。
他坐在书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点开了《漫长的季节》的剧本文档。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字，在凌晨的暗光里显得格外清晰。他重新看了一遍杨简给他的批注——那些用红色标注的地方，有的只有几个字，有的是一整段话。每一个批注都写得很具体，不是“这个地方不好”的模糊评价，而是“这个地方的情感转折太快，需要加一个细节来铺垫”的明确建议。
他看着那些红色的字，想象杨简在某个深夜，在戛纳马丁内斯酒店的套房里，一页一页地翻他的剧本，一句一句地读他的台词，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分析他的结构。然后打开批注功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下那些建议。
辛爽深吸一口气，开始修改。
光标在文档的末尾闪烁，他敲下新的一行字——
“王响坐在出租车里，车窗上全是雾气。他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透过那个圈看着外面的世界。那个圈很小，小到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天空是灰色的，什么都没有。”
他停下来，想了想，然后继续敲——
“然后，他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他打了个哆嗦。他没有关窗，就那么开着，让冷风吹在脸上。他发动了车，驶入夜色。”
他停下手，看着这段新加的文字。
微小的、往前走的动作。
不是找到女儿，不是释怀，不是放下。只是一个微小的、几乎看不到的、但他确实在往前走的动作。
辛爽靠在椅背上，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窗外的横店，天色开始发白。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一线淡淡的、橘红色的光在慢慢扩散。新的一天，快要开始了。
辛爽保存了文档，关上电脑，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看着那片正在亮起来的天，忽然想起自家导演在《寄生虫》片场说过的一句话。那是一个黄昏，夕阳西下，光线从金色变成橘红色，再变成紫色，然后慢慢暗下去。所有人都收工了，工作人员在收拾器材，演员们在卸妆，只有杨简一个人还站在监视器前，看着那个已经暗下来的画面。
辛爽走过去，问他在看什么。
杨简说：“我在等。”
“等什么？”
“等天黑。”
辛爽不懂。天不是一直在黑吗？为什么要等？
杨简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