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这个职业在诸夏这边可以追溯到殷商之前吧？那就是虞夏时期就已经存在。”楼令说道。
春秋时期的贵族，但凡有条件都会读史，到楼令与郤至的高度，能够查阅的文献更多。他们所看的史书大致也是上下五千年。
楼令所说的“虞夏”不光指夏朝，其实特指殷商之前，涉及到了三皇五帝。
“起初有太史，后有太史令。”郤至反问道：“你讲这个做什么？”
楼令也就跟郤至聊起了史官。
在他们从一些文献的了解中，史官的存在一直很特别，从来都是监督君臣的定位。
楼令记得一些信息，从殷商的文献中，能够找到夏朝的终古这名史官，他也是诸夏历史中，第一位可以找到文字证明的史官。
正如郤至所说，殷商的史官叫太史，也就是史官都可以称呼为太史，又区分出大史、小史、东史的区别，他们的领导者担任太史令。
姬周应该是继承了殷商的一部分官职名称，史官的大统领仍然叫太史令，其余的大史或小史则是委派到列国的史官。
“无有周公，中国万古如长夜。”郤至说道。
那不是在瞎说，泛指周公旦加强了史官体系，明确以史官监督诸侯国。（相关的体系之前的章节提到过，不再重复。）
“是啊！”楼令当然知道周公旦所建立的史官体系担负着什么作用。
楼令很突然地摇头：“我们正在进行颠覆，成与不成大概很难留下什么好名声。幸运或是不幸的事情，在我们之后，史官体系恐怕会崩溃。”
越是大争之世，没有强悍武力的支撑，监督体系更依赖于当权者的道德底线。
郤至没有见过那样的世界，讶异说道：“怎么可能？”
什么不可能？当然是郤至无法想象史官体系崩溃之后，掌权者该是何等的肆意妄为。
然而，打从事实上就是到了战国时期，史官已经很难对列国君臣进行监督，更是无法维持威慑力了。
两汉在史官制度方面延续上古，也就是说一样有太史令和大史和史，同样是太史令常伴君主，大史和小史分配到诸侯国。
到了汉武帝阶段，尤其是窦太后薨逝，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来约束汉武帝想干什么，史官不能，董仲舒创造的“天人感应”更不可能。
到了那之后，史官的作用只剩下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了。
楼令出于好奇心，对历代史官的变革有一些了解，只是不一定对。
三国的魏、蜀、吴属于是割据政权，他们爱咋玩就咋玩，反正当代他国不认可对方的历史陈述。
所以魏明帝置史官，称着作郎。等于作为割据政权的魏国不再有太史令、大史、小史，只能是在这个割据势力的内部玩过家家游戏。
西晋的史官制度仍旧延续东汉，只不过无论西晋还是东晋，不止两晋时期自觉羞愧，后人也羞于提起这一段时期的历史。
到隋朝期间，史官成了秘书省的一个下设机构，变成由“着作曹”来进行管理。
从上古到隋朝时期，史官体系还保持着自主的独立性，不受到太多的干扰。
步入唐太宗的时代就开始变质，他直接将史官纳入直辖，同时宰相也插手。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史官机构，等于就是受到强力干涉。
直接说就是，唐朝的史官很难只记录所见所闻的事实，史书上记录的文字可能遭受过干涉，变成当事人可以干预在史书上的形象了。
史官只记录事实的制度从唐朝时期被玩坏，后面的朝代基本上也就成为工具，没有了真正且专职的史官，乃至于变成党争的武器了。
北宋砸缸的那一位，他修《资治通鉴》的内容怎么样不提，以修书来进行政治资本积累是一个事实。
蒙元干脆就没有史官制度。
明朝倒是恢复了一部分上古史官制度，例如重设太史令一职，可是真正参与编史的群体是翰林院官员。
有明一代的读书人到底怎么样，后人那是有目共睹。最起码是宋朝读书人出于与国同休，作为主人翁勇于任事却干得不咋地；明朝的读书人，绝大多数读书人努力的源泉是想当国家的蛀虫，有功名可以不用交税。
而有功名不用交税一开始是明太祖优待实在困苦的读书人，到明仁宗变成只要考上功名就不用交税，明宣宗承认这个事实。
所以是什么？掌握笔杆子的读书人，他们可不得往死里吹仁宣之治啊？
明仁宗虽然只当了一年的皇帝，但是他当太子时期已经实际在治理国家，永乐帝更像是大将军。不能只看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而去忽视他的贡献。
要说明仁宗在当永乐帝大总管期间，起码是保证了永乐帝的粮草军械，完成对北边游牧民族的压制，明宣宗在位期间真没有干出什么成绩来，乃至于放纵瓦剌的崛起，放弃永乐年间好不容易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