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以战事直接波及的范围计算，在曲州九郡广袤的土地上，便已席卷了华兴、许昌、临淄、德诏、方谷、淮南、邯郸七郡及作为州治的太昊城！
兵马调动、粮草征发、谍报渗透、民间动荡、江湖厮杀……其影响之深远、波及范围之广阔，近五十年来，自神武帝扫平群雄、定鼎天下之后，再无如此大规模、发生在帝国腹心之地的剧烈震荡。
在帝国最为富庶、人口最为稠密、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的中原腹地，闹出这般惊天动地的大动静，自然吸引了茫茫寰宇间所有野心家、观察者和潜在对手的目光。
那些威霸一方、伺机而动的江湖大宗门，那些树大根深、盘根错节的世家大族，乃至大汉周边虎视眈眈或貌合神离的诸国，无不将最敏锐的视线投向了大汉帝国的曲州。为了获取第一手、最及时的情报，评估局势，预判未来，他们各显神通，派出了最精干的间谍、最隐蔽的探子、最巧舌如簧的使者。这些人脱下鲜明的外衣，伪装成南来北往的行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衣衫褴褛的乞丐、云游四方的僧道……如同无数细密而贪婪的触手，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中原沃土的每一个角落，潜伏在茶楼酒肆、乡野村屯、甚至军营外围，不放过任何一丝风吹草动，疯狂地汲取着关于这场大战的一切信息。
他们的目的清晰而冷酷：乱中谋利！或趁火打劫，攫取资源；或扶植代理，扩大影响；或刺探虚实，为将来可能的动作做准备。一时间，这块帝国最重要的版图之上，暗流汹涌，鱼龙混杂，繁华表象之下，不知隐藏着多少双窥伺的眼睛和蠢蠢欲动的野心。
然而，就在整个曲州大地因这场决战而沸反盈天、暗潮澎湃之际，中原却有那么一座城池，仿佛超然物外，呈现出一种奇异的、与周遭紧张氛围格格不入的平静与繁华。它并非没有受到波及，也并非消息闭塞，但它自身的特殊地位与内部运行的独特逻辑，却让它如同淤泥中绽放的清莲，显得“出淤泥而不染”。
没什么特别复杂的原因。
只因为，它叫——洛阳。
……
洛阳，北邙巍巍，洛水汤汤，自古便是帝王龙兴、王气所钟之地。其历史之厚重，地位之显赫，无需追溯过于久远。三百多年前，光武帝刘秀自宛城起兵，反莽复汉，诛除暴乱，重光汉室，最终便定鼎于此，建立东汉。自此，大汉的国祚在洛阳稳稳当当地延续了二百余年，这里也成为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绝对中心，积累了无与伦比的荣耀与底蕴。虽然后来历经黄巾烽火、董卓乱政、军阀割据的连番厮杀，洛阳古城宫阙残破，繁华一度凋零，但及至三国归一，天下重归一家，此地虽不再作为帝国唯一的首都，却被定为“皇家附都”，在曲州许昌郡内，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半独立的特殊地位。
而当世之人，之所以仍习惯性地将洛阳尊称为“附都”，其根本原因，并非仅仅因为历史遗泽，更在于这里是刘氏皇族宗亲最集中、最庞大的荟萃聚集之地！
话说五十年前，那场决定天下命运的秦汉大战终于落下帷幕，开创“神武之治”的神武帝刘谌，在鼎定乾坤、梳理山河之际，深恐前朝旧事重演，担忧皇亲贵胄坐拥封地、拥兵自重，最终酿成尾大不掉、祸乱天下的局面。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做出了一个极其影响深远的决定：他借大胜之威，将绝大部分没有特殊功勋或不再直接参与核心军政的刘氏宗亲，及其庞大的家族分支，整体迁移安置到了这座历史悠久的“附都”洛阳。并且，以一种近乎“祖宗家法”的口头方式，定下了“封王不封地、推恩令代代分割递减”的不成文规矩。此举，既给予了宗室体面尊荣的安置，又从根本上削弱了单个宗亲可能掌握的实质土地与兵力，堪称一举两得。
及至当今天子刘彦登基，这位志向高远、意图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君王，在神武帝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少府赵于渊呕心沥血编纂的《未央典》中关于“强干弱枝”的诸多论述，颁布了更为系统严密的诏命：今后封爵，原则上“封侯不封地”，即便有特例封地，也严格限制其规模与自治权；对有军功政绩者，主要赏赐金银财帛、奴婢宅邸，而非轻易赐予土地人口。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将帝国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土地，以及最重要的资源——人口，最大程度地收拢、掌控在中央朝廷的手中。
可以说，神武帝以高超的政治手腕约束了皇室宗亲的潜在威胁，而刘彦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将约束范围扩大到所有世家大族，将帝王权力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新阶段。
正因如此，在神武帝之后，除了极少数因特殊功勋被特许世袭罔替、保留小型封地的刘氏宗亲（且其权力也受到严格限制），帝国境内绝大多数刘氏宗亲，无论血缘远近、爵位高低，其家族的核心成员和主要活动范围，都被“圈”在了这座规模宏大、设施完善的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