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的涉外关系也就保留了宗藩关系的根本特征，只是这种宗藩关系在朱元璋看来是无足轻重的。
朱元璋受到“求相安无事”涉外指导思想的支配，对藩属各国没有任何要求。
使得这种宗藩关系比以往更加名义化，以至各国与明王朝的关系事实上是平等的。
那时，维系宗藩关系的主要纽带是相互之间的贡赐活动，各国定期派使臣携带本国的土产或奇珍异宝之类及相关文书，向明廷朝贡，这标志着该国承认明朝宗主国的地位。
明廷接受贡物，给予隆重接待，回赐大量礼物，也就表示明朝视该国为自己的藩属国。
对于各种外交礼节活动，朱元璋都主张从简，他认为这不仅可以减轻朝贡国负担。
对朝廷来说也是十分省心的，可避免节外生枝。
洪武五年，朱元璋就朝贡问题指示如下：高丽国贡献次数太多，甚至一年多次，加重了其百姓负担，而且海路异常艰险，因而使者的人身安全也是难以保证的。
特别举了当年高丽使者洪师范一行在返回途中遇到大风，船翻后溺死了39人，另外113人则漂流到嘉兴海岸才被救起的例子。
朱元璋认为，幸亏有被救者可以回国说明情况，要不然高丽国能不起疑心吗？
因此，朱元璋提出三年朝贡一次，所贡之物以所产布十匹足矣，不必过多。
同时，也将此令告知占城、安南等国。
但是，多数藩属国并不遵守规定，朝贡次数仍远远超过了规定次数。
洪武七年，朱元璋不得不重申有关规定，由礼部通知各国。但是，第二年安南又要求增加朝贡次数，朱元璋只得又一次让中书省转达他的意思：
“朝贡常制，三年一次，来朝使臣人数也以三五人为宜，贡献物品也不必过于丰厚，表示诚敬之心即可。”
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又专门制定了朝贡勘合制：朝贡使者必须持明廷颁发的勘合。
勘合由明朝制定，每个朝贡国发给勘合200道，号簿四扇，分存双方，以供验比。
洪武五年正月，琐里派使臣朝贡时，朱元璋对中书省大臣说：
“西洋琐里，涉海而来，艰难险阻，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
后来，朱元璋又对礼部官员批示说，对来朝贡的各国给予丰厚赏赐，以表示朝廷的关怀之意。
各国所贡之物，多数为供玩食用的奢侈品，少数可用于生产、生活，如马匹、药材等，量也极为有限，对于天朝来说自然是无足轻重的。
历代统治者多重视各国朝贡的政治意义与象征意义。
洪武十六年二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派使臣杨麻加益等前来朝贡，其礼品包括象牙20只以及檀香、番布等物品。
明朝回赐给使臣织金文纺30匹，瓷器19000件。
在此后，得到同样赐物的还有暹罗、真腊等国。
洪武十九年九月，阿答阿者又派他儿子等人前来朝贡，其礼品包括象牙54只，还有犀角、胡椒、鸟木、檀香、花丝布等。
朱元璋回赐占城国王冠带、织金文纺和龙衣，并赐王子黄金200两，白银1000两。
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外国使者往往趁朝贡的机会携带私货来到天朝进行交易，或者换取天朝的优质手工艺品。
对此，朱元璋统统给予了宽大的政策。如在洪武三年，中书省请求对高丽贡使携带入境的私人货物征收税金。
同时还禁止他们额外携带天朝货物出境，但是这些都被朱元璋给否定了。
洪武十七年，明朝又明确规定：海外诸国朝贡使者，有附带私货入境交易者，一律予以免税的优惠。
他们因不知避忌而违犯有关规定和律令，也予以宽宥，不加追究。
明朝商人与外国使者进行交易的，除了不准私自进行外，也不准赊买、故意拖延、欺骗、敲诈等行为，违者便会被问罪。
朱元璋不只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他也从来都不插手干涉别国的内务。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皇帝之后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背景。
他异常痛恨贪官污吏欺压和剥削劳苦大众，嫉恨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破坏社会秩序。
尤其是对抗他的法令，而对付这一社会弊病的方式就是倡廉惩贪。
明王朝建立时，百姓生活很艰难，而功臣们则是尽情享乐，并且还产生了一些骄纵之气。
可是，从社会最底层上来的朱元璋深深知道民间的疾苦，也知道那些东西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朱元璋下旨宴请文武群臣，为皇后祝寿。
臣子们非常高兴，以为又可以重温战争年代那段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猜拳行令，一醉方休的快乐时光呢！
可是让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