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科员哀嚎一声，瘫倒在椅子上，随即又兴奋地坐直，“那是不是说，以后我们就不用天天绞尽脑汁编那些‘高度重视、周密部署、成效显着、任重道远’的八股文了？”
综合科一位26岁的女干部杨柳，长得清秀可人，是办公室有名的“笔杆子”，也是加班大户。
此刻，她捧着脸，眼睛亮晶晶的，带着毫不掩饰的崇拜：
“县长真是太帅了！人年轻，长得帅，有能力，还这么体恤我们下面的人！知道我们写材料有多痛苦……他这才来多久啊，就砍掉了最折磨人的形式主义！这是什么神仙领导啊！”
旁边另一位女同事打趣道：“哟，我们杨柳同志这是动凡心了？光说领导好，是不是看人家长得帅？”
杨柳脸上飞起两片红晕，却嘴硬道：“去你的！我是就事论事！这样的领导，谁不喜欢？跟着他干活，至少心不累，不用整天琢磨怎么把一句话写出花来。”
正好吴晓波拿着一份文件路过，听到她们的议论，笑着插话道：“县长那是真想做实事，不搞虚的。他常说，有琢磨字眼的空，不如去现场看看，不如去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杨柳眼睛更亮了，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问：“哇！吴主任，县长……他真的还没结婚啊？这么年轻有为，又这么体贴下属……”
办公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
吴晓波也笑了，调侃道：“怎么，我们杨柳同志有想法？县长现在确实是没结婚哦。”
“哎呀，吴主任你瞎说什么呢！”
杨柳的脸更红了，作势要打，心里却像揣了只小鹿，砰砰乱跳。
已经开始琢磨下次县长来办公室，或者有什么需要送文件到县长办公室的机会，自己该怎么“不经意”地出现，留下个好印象了。
整个风气变化，很快传导到各个局。
起初，局长们有些不太适应，尤其是那些习惯了事事由副局长、股室准备详细材料、自己最后把关签字的局长。
但很快，他们发现，副县长们似乎也在悄然改变。
也许是王成功的要求起了作用，也许是副县长们自己也厌倦了冗长的文牍，分管副县长们也开始有样学样，要求汇报工作简明扼要，直接说问题和方案，会议材料能省则省。
于是，各局的办公室主任、业务骨干们，感触最为明显。
“嘿，奇了怪了，昨天给吴常务报那个项目进度，准备了五页纸，结果吴常务看了第一页的摘要和数据表格，就直接问重点了，后面那些‘在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局上下共同努力’全白写了！”
发改局投资股的股长老李，一边泡茶一边对同事嘀咕，语气里带着点新奇，也带着点如释重负。
“可不是嘛！” 旁边项目办的小刘接话，“这是县长定的新规矩。我看啊，早该这样了！以前写个材料，三分精力干工作，七分精力写材料，还净是些穿靴戴帽的废话。现在好了，能把时间多花在跑项目、盯进度上了。”
“不过也对写材料的人要求更高了，”
老李喝了口茶，“以前是铺开了写，车轱辘话来回说也能凑字数。现在要一页纸甚至几句话说明白，那得有真东西，得抓到要害。肚子里没货，还真不行。”
“那是，但总比做无用功强。” 小刘赞同道，“而且县长说了，不鼓励无谓加班。我老婆昨天还夸我，说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居然能准点下班回家吃饭。”
类似的对话，在农业局、教育局、卫健局等各个单位上演。
起初的观望、疑虑，逐渐被一种新的轻松感和务实风所取代。虽然工作量并没有减少，甚至因为王成功对工作实效的要求提高，压力可能更大了，但那种被形式主义、文山会海绑架的疲惫感和无力感，确实在消退。
许多干部发现，自己终于可以早点下班，去接孩子放学，陪父母吃顿饭，或者有时间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自己负责的工作，到底该怎么干才能出彩，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材料写得漂亮。
对王成功本人的观感，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从最初的“谈王色变”，到安踏事件中展现的魄力与担当，再到如今这一系列“不按常理出牌”、却直指痛点的作风改革，王成功在桃花县干部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立体，也越来越清晰。
“看来，这位王县长，是真来干事，不是来镀金的。”
一位退居二线的老局长，在老干部活动中心下棋时，对棋友感慨道，“不搞花架子，不折腾下面人，眼里有活，心里有谱。桃花县，说不定真有盼头了。”
“是啊，别的先不说，就冲他不让底下人为了陪他加班而加班这点，就挺难得。多少领导，自己不下班，搞得整个楼都不敢走，何必呢？”
另一位老同志摇摇头，又点点头。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