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此案作为鲜活案例提出，询问若依新法典精神，当如何裁断，又如何能通过此案，反哺法典条文，使其更具操作性和预见性。编修馆内就此案展开了另一场小型辩论，焦点集中于“模糊契约的解释规则”与“商事习惯的证据效力”这两个前沿问题。杜预听罢，捻须良久，缓缓道：“此案甚佳。新律之生命，在于能解实务之困。依老夫浅见，新法典《商律》篇中，或可增设一条：‘凡商事契约文义不明，致生争执，应结合立契本意、交易性质、行业惯例、诚信原则及相关证据综合裁断。刻意利用文义模糊牟取不正当利益者，不予保护。’扬州此案之裁决，或可成为此条律文之首个权威注脚。”

    带着编修馆的启发，江衡返回刑部，最终做出了裁决意见：认定该契约因关键条款“抵与”一词含义模糊且未明确赎回约定，存在重大瑕疵，不能简单认定为卖断。综合陈万金当时急需周转、盐引价值远高于所得钱款、以及盐引抵押行业常有赎回惯例等情，推定双方真实意图更接近抵押借贷。但陈万金立契不谨，亦有责任。故裁定，周世安需允许陈万金在支付三千贯本金及合理利息（非其主张的高利）后，赎回盐引；同时，因契约模糊引发诉讼，双方各承担部分讼费。裁决理由书中，详细阐述了依据“立契本意”、“行业惯例”、“诚信原则”进行综合裁断的法理，并多处引用了正在编纂的新法典《商律》篇草案的相关原则。

    裁决意见下发扬州府执行。消息传回，陈万金固然感激，周世安虽有不甘，但在明晰的法理面前，亦知难以翻案。而此案完整的卷宗、刑部的裁决意见及法理阐述，被作为一份极其宝贵的“立法参考资料”，正式移送法典编修馆。编修馆的书记官们，将其精心整理，附于《商律》“契约”章节之后，成为未来法典正式条文拟定乃至官方释例的重要基石。一桩扬州的盐引纠纷，就这样如同一滴活水，注入了法典编修这条正在汇聚的宏大江河之中，让那些精雕细琢的文字，从此带上了人间烟火的温度与实战检验的痕迹。帝国的法治车轮，在解决一个个具体纷争与构建普遍规则之间，艰难而坚定地向前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