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早凋的槐叶，在两人脚边打着旋儿。司齐没再说话。他把那叠稿纸仔细折好，轻轻抚平每一个卷起的角，然后，郑重地，塞进了自己那个鼓鼓囊囊、装着“优厚意向书”的公文包最内层。公文包里那张印着烫金英文的合同草案，此刻躺在黑暗里，像一张被遗忘的废纸。“谢谢。”司齐说，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赵宝钢没应，只是抬手，指了指七合院的方向，又指了指自己心口的位置，做了个手势——像是把什么沉甸甸的东西，放了进去。然后他转过身，朝胡同另一头走去。背影并不挺拔，甚至有些微驼，可每一步踏在青砖上，都发出一种沉实而坚定的声响。司齐站在原地，没动。他望着赵宝钢的背影，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夹克，在暮色里渐渐融成一片模糊的墨色。他忽然想起自己刚入行时，在北影厂的旧仓库里翻找胶片，灰尘在斜射的光柱里飞舞，像无数微小的、不肯落地的魂灵。那时他也曾以为，电影是光，是影，是技术，是银幕上呼之欲出的幻象。直到今天，他才真正看见——电影是人。是赵宝钢手心的茧，是晓龙院门口的槐树，是崇文门老站台三点钟斜切的光，是那一千块人民币买不走的、活生生的、滚烫的“真”。他慢慢抬起手，解开了自己那件笔挺西装的领扣。晚风灌进来，带着初夏将至的微温。他掏出兜里那盒还没拆封的哈瓦那雪茄，拇指用力一掰，咔嚓一声，烟身从中断裂，褐色的烟丝簌簌落下，散在青砖地上，被风一吹，便没了踪影。他没看，转身，朝着与赵宝钢相反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得极慢，却异常平稳。胡同尽头，夕阳正沉入灰蓝色的天幕，只余下一小片熔金，泼洒在斑驳的砖墙上，像一道尚未冷却的、灼热的伤口。三天后，燕京电视艺术中心会议室。李晓明把一份崭新的预算表拍在桌上，声音洪亮：“追加！服装组预算提三成！美工组调拨两套进口摄影灯！录音棚……明天起，优先保障《渴望》剧组！”鲁晓威推了推眼镜，盯着表格上跳动的数字，嘴角抽搐：“主任，这钱……够我们拍十集《渴望》了。”“那就拍十集！”李晓明斩钉截铁，“先保质量！后面……”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赵宝钢，“宝钢，你那边，群众演员的档期，协调好了？”“妥了！”赵宝钢立刻起身，从怀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登记表，纸页边缘被汗水浸得发软，“东城区文化馆的老太太们，全答应来演居委会大妈；宣武门那边的修车师傅，说只要给管一顿饭，连扳手带工具箱一块儿来！”刘慧芳笑了，她拿起一支红笔，在剧本某一页上重重画了个圈：“宝钢，你上次说的那个老电车司机，张师傅，他真愿意来客串？”“张师傅说了，”赵宝钢咧嘴一笑，眼角的纹路舒展开，“他这辈子，就爱摸那辆‘京一’，比摸他媳妇儿手还亲。让他演自己，他乐意！”会议室外，阳光正好。赵宝钢抱着那摞刚打印出来的分场剧本，穿过走廊。阳光透过高窗，在他肩头跳跃，把那件旧夹克染成温暖的琥珀色。他推开档案室厚重的木门。里面光线昏暗，只有高窗漏下的一束光，笔直地照在中央的旧木桌上。桌上摊开着一本厚厚的硬壳笔记本，封面印着褪色的“北京市工人文化馆1983年度工作手册”。赵宝钢走过去，没开灯。他只是静静地看着。笔记本摊开的那一页，纸页泛黄，字迹是司齐的——清瘦，锋利，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那是他当年刚调入文化馆时，写下的一份关于“如何用影像记录真实生活”的工作设想。字迹下方，用红笔，密密麻麻地批注着。批注者，是赵宝钢。那些红字，有的是疑问：“真实？何为真实？镜头下的，是否已是二手真实？”；有的是补充：“应加入工人访谈录音，原声比台词更有力量”；有的是激烈反驳：“不！不能只拍苦难！要拍他们修好机器后，仰头喝下整瓶汽水时，那声满足的叹息！”；还有一行，被反复描画，墨迹深得几乎要穿透纸背：**——真实不在远方，就在我们俯身拾起的每一粒尘埃里。**赵宝钢伸出手指，轻轻拂过那行被描画得最深的字。指尖传来纸页粗糙的触感。窗外，不知谁家孩子追逐着一只断线的风筝，笑声清脆，由近及远，最后消散在风里。他慢慢合上笔记本，动作很轻，仿佛怕惊扰了沉睡在纸页间的，那个二十年前的年轻人。然后，他转身，走出档案室。走廊尽头，一扇窗户大开着。风灌进来，吹动他衣角，也吹动他胸前口袋里，那张被摩挲得起了毛边的、小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年轻的司齐，穿着文化馆的蓝布工装，站在一架老式摄影机旁，正低头调试镜头。他眉头微蹙，神情专注，阳光落在他年轻而棱角分明的侧脸上，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赵宝钢没看照片。他只是把右手伸进胸前口袋，用指腹一遍遍摩挲着那张薄薄的相纸，感受着上面细微的纹路，和一种早已融入骨血的、沉静的温度。他走向楼梯口。楼下，一辆崭新的“永久”二八正静静停在树荫下，车筐里，放着一捆新鲜翠绿的葡萄藤蔓——那是他今早特意绕路，从晓龙老师家院墙边剪下的。藤蔓上，已经抽出几片嫩黄的新叶，在五月的风里，微微颤动。他跨上车，双脚用力一蹬。自行车轻快地滑入胡同，车轮碾过青砖缝隙里钻出的几茎倔强的野草，发出细微而坚韧的声响。阳光洒满整条胡同。风里，有槐花将开未开的、清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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