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股子不知打哪儿钻出来的酸涩直冲鼻梁，顶得人发胀。
周敏之说完那番话，自己也愣住了。
她站在老榕树底下，手里攥着那支半截铅笔，指节发白。
她入行两年，跑过工厂、下过矿井、蹲过自由市场。每次交稿，主编夸她笔头利索，同事说她有冲劲。可只有她自己清楚，那些稿子里头缺了点什么。
缺的就是眼前这股子劲儿。
三十个军嫂围着四口大灶，搅酱的搅酱，贴标的贴标，没一个闲的。汗珠子顺着额角淌进衣领，没人伸手去擦。切蒜声、铲锅声、笑骂声搅在一块儿，比她在羊城采访过的任何一间国营工厂都有活气。
周敏之深吸一口气，把采访本翻到新的一页，在页眉端端正正写下四个字：海岛娘子军。
落笔的那一刻，她心里头一个念头清清楚楚地浮上来——以后，她要专门写女同志的报道。不是副刊角落里的豆腐块，是头版，是整版专题。
“周记者。”
陈桂兰的声音把她从愣神里拉了回来。
周敏之抬起头，对上陈桂兰平静温和的目光。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很赞同。”陈桂兰顿了顿，嗓音不高，却字字清楚，“我们合作社最开始收红钳蟹和玻璃虾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个想法——让岛上的女同志们靠自己的双手挣到钱，给自己挣一份底气。”
“现在这个想法可以延伸到全省甚至全国，我非常愿意。”
一个五十岁的海岛老太太，一个二十七岁的省报记者，隔着二十多年的岁数，因为有着共同的想法真真切切生出了一份惺惺相惜。
“陈婶子，”周敏之声音有些发紧，“那我正式开始采访，行吗？”
陈桂兰点头。
采访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傍晚六点。
周敏之问得细，从合作社怎么起步、第一笔订单怎么拿下、军嫂们怎么分工、收购红钳蟹和玻璃虾的定价逻辑，一直问到陈桂兰怎么把十五筐没人要的猫鱼变成抢手的五香酥骨鱼。
陈桂兰也没藏着掖着，该说的都说了。
只是涉及路德旺下药的事，她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件事公安已经立案，没必要在报纸上添油加醋，免得横生枝节。
采访中间，周敏之还分别和李春花、苏云、孙芳聊了一通。
李春花性子直，说起话来手舞足蹈，把当初跟陈桂兰一起骑二八大杠跑码头收鱼的事讲得活灵活现，逗得周敏之笑出了声。
苏云说话慢，但每一句都扎实。
她没有讲合作社挣了多少钱，只讲了她的故事：“以前我觉得女人离了男人就活不了，现在我知道了，女人靠自己，也能把日子过好。”
周敏之停笔看了她好一会儿，才把这句话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
等到采访结束，夕阳已经挂在了海平面上头，把半个院子染成橘红色。
陈桂兰解下围裙，拍了拍手：“周记者，忙了一下午，留下来吃个便饭吧。今天灶上正好熬了新一锅酱，我做点海岛地道的吃食。”
周敏之笑着摇了摇头，把采访本和铅笔塞进挎包，拉紧搭扣。
“婶子，饭我就不吃了。今天最后一班轮船六点半从码头出发，我得赶回羊城。”
她拍了拍鼓鼓囊囊的挎包，眼睛亮得像灶膛里的火苗。
“这篇稿子，我想赶在下周一见报。越早刊出来越好。”
陈桂兰见她急着回去，没有多留，用油纸包了两条五香酥骨鱼和一小罐金沙海鲜酱塞到周敏之手里。
“路上对付两口，别饿着肚子赶稿。”
周敏之接过油纸包，低头闻了闻，咧嘴一笑，“谢谢婶子，大家，我走了。”
她朝院子里的军嫂们挥了挥手，转身大步流星地往码头方向走。
走出七八步，又停下来回头喊了一嗓子。
“陈婶子！等报纸出来，我给合作社寄二十份！”
说完，挎包一甩，小跑着消失在土路尽头。
李春花双手叉腰站在院门口，看着那个瘦小的背影越跑越远，感慨了一声：“这丫头，跟装了弹簧似的，挺可爱。”
陈桂兰没说话，目光落在远处被晚霞映红的海面上。
这个年轻的女记者身上那股子劲头，让她想起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只不过上辈子走岔了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这辈子但凡能帮一个女同志多一分，就绝不少半分。
十天后。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
当天的《羊城日报》第三版社会专题栏目，整整一个版面，刊登了一篇长篇通讯报道。
标题是十二个加粗的黑体大字：《海岛娘子军——铁锚湾合作社纪实》。
副标题：一位五十岁农村婆婆，带领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