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盒子放在桌案正中，打开，取出三份卷宗，分别推到张砚等三人面前。

    “今日起，你们三人一组。”吴良说，“每人负责一份口供的全文誊录。要求：一字不差，连语气停顿、咳嗽、叹息都要用标记注明。午时前完成初稿，交给我。”

    张砚翻开面前的卷宗。纸质粗糙，是刑部大牢专用的招供纸。抬头没有姓名，只标着“丁字七号”。正文开始：

    “罪人本姓朱，乃大明崇祯皇帝第三子，名慈焕。甲申年，贼破京师，父皇殉国，罪人时年十二，由内官带出宫禁，流落民间……”

    张砚手一抖。

    朱三太子。这个名字他听过，从绍兴到京城，茶楼酒肆里偶尔有人压低声音说起，都说是个幌子，是反清复明的由头。

    可眼前这份口供，细节详尽得可怕——宫里的格局、太监的姓名、逃出北京那天的天气，甚至记得路过哪个胡同口时闻到了炸酱面的味道。

    他抬头看另外两人。老头眉头紧锁，笔尖悬着，迟迟不落。一个中年人已经写了几行，手却在微微发抖。

    “要专心。”吴良不知何时站在了张砚身后，声音贴着他耳朵响起，“你只需要记录，不需要判断。真的假的，自有上面定夺。”

    张砚重新低头，蘸墨，开始抄写。墨汁还是那种深黑中带着暗红的颜色，落在宣纸上，干得很快，字迹边缘微微发亮，像浸过油。

    那天他抄了整整十七页。从辰时到午时，手腕酸麻，眼睛发花。交稿时，吴良接过三份誊录稿，并排摊开，手指一行行比对过去。

    屋里静得能听见炭盆里火星迸裂的声音。

    下午，新的任务来了。

    吴良给了他们三份不同日期、不同地点录得的口供，供述者都自称“朱慈焕”。要求找出三份口供中完全一致的细节，和互相矛盾的细节。

    张砚越比对，心里越寒。

    三份口供，一份来自康熙十二年北京杨起隆案，一份来自康熙十五年福建沿海，一份是去年湖广某县抓获的游方道士所供。时间相隔数年，地点相距千里，可有些细节却重合得可怕：

    都说幼时在御花园被一只白猫抓伤过左手背；

    都记得崇祯皇帝的书房里有一方缺角的歙砚；

    甚至都提到某个姓贺的太监左脚微跛，走路时右肩会不自觉地抬高。

    而矛盾处呢？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今天这份说逃亡路上吃过菜窝头，那份说是榆钱饭；这份说在江南住了三年，那份说住了五年。

    “看出门道了么？”傍晚下值时，吴良留下张砚一个人。

    张砚斟酌着词句：“这些供词……太整齐了。整齐得不自然。”

    “自然？”吴良轻笑一声，那笑声干巴巴的，“张先生，你记着，在这里，自然是最没用的东西。我们要的，是‘一致’。”

    他推开后窗。院子里已经暗下来了，几个杂役正抬着两个蒙白布的长担架往后院去。白布下露出人的轮廓，一动不动。

    “那是……”张砚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失败的样本。”吴良关窗，转身，“好了，今天到此为止。记住，你签了具结书。从今往后，你的眼睛、耳朵、笔，都是宫里的。该看的看，该听的听，该记的记。至于该想的——”他顿了顿，“最好少想。”

    张砚回到自己那间小屋，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站了很久。炭盆已经灭了，屋里冷得像冰窖。他走到桌边，想倒杯水，手却僵在半空。

    桌上，他早上用过的砚台里，残墨已经干了。但在烛光下，他能清楚地看见，墨迹边缘那些暗红色的细丝，正微微蜷曲着，像是活物。